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在4—6世纪，骑兵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定型，之后再未发生历史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和千篇一律。这段时间里，各政权之间及政权内部的战争异常频繁，骑兵作战的对象、环境都多种多样。从自然环境看，既有北方草原戈壁，也有华北平原、山地，还有江南亚热带的水网丛林；从运用骑兵的主体看，既有正在中原化进程中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并非战马原产地的南方政权。所以该阶段骑兵战术和战例更加丰富。加之时代愈晚近，保存至今的史料文献也愈丰富，这三百年的史料密度也远远超过战国秦汉时代。

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

北方政权的骑兵武装

十六国北朝政权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传统游牧的部落组织形式及畜牧业生活方式，所以比较容易通过部落组织召集骑兵进行战争。[1]在占领汉地以后，这些政权往往结合汉地原有的世袭“军户”制度，将本民族战士作为职业兵，以此维持传统的骑兵战斗力。[2]但华北内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区，并不适合发展畜牧业，十六国政权如果不能控制北方草原，就会逐渐受到战马供应不足的困扰。前赵刘曜曾下令无官职者不得乘马，后赵石虎为了征集战马，强行没收一切民间马匹，数量达四万匹。数年后，为了维持对东晋的战争，石虎又征调州郡官吏的马一万四千余匹补充军队。苻坚准备倾国攻灭东晋，也将其境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3]北方政权往往采取中原王朝传统的官营畜牧业为骑兵提供战马。由于史书文献中这方面材料较少，只能通过个别史料进行窥测。比如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在其建都的关中附近建设了规模巨大的马牧场，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鲜卑都在这些牧场里充当牧奴。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惨败后，这些人揭竿而起，牧场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这也成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4]再如拓跋北魏政权，当他们还生活在塞外时，过的是传统部落游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会云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的山间盆地中尽是马匹，时人概算为“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5]。但在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与南齐政权频年战争，代北的马场已经过于遥远，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阳北郊的黄河两岸规划出千里之地为马场，将代北马匹牲畜迁移其中。[6]在东魏朝，高欢以丞相之职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设骑兵曹和骑兵参军，管理东魏的全部军马饲养、调配事务。在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建北齐后，原丞相府骑兵曹并未像其他曹一样划归尚书省管辖，而是成为和尚书省并列的骑兵省，单独设置省主，并且由皇帝亲信的秘书人员（中书舍人或黄门侍郎）具体分管。[7]

除了在官牧场繁衍马匹，北方政权还通过战争掠夺、互市交易等手段从边疆的畜牧地区获得战马。这和以往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比如石勒刚称赵王建立政权时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游牧族，俘获牛马二十余万头。[8]吐谷浑降附于前秦后向其献马五千匹。[9]后秦姚苌从陕北胡人曹寅处获得马三千匹；[10]河西鲜卑杜崙一次就给姚兴献马八千匹；[11]乞伏炽磐的西秦更从鲜卑提孤部获得戎马六万匹之多。[12]到北魏朝，更经常从对柔然人的远征中掳获大量战马，以至当时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军队都“马力有余”，使南方的刘宋朝感到巨大压力。[13]北魏政权还经常直接从北方高车、铁勒等族征调骑兵参加对柔然和南朝的战争。许多铁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举族迁徙到内地州郡驻扎（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部分）。

为了维持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经常对骑兵进行演练。比如石虎在都城邺城外建阅马台，每月朔、晦登临台上，亲自用射响箭指挥骑兵训练。[14]晦朔分别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训练一次，每次二天。北齐原本规定用围猎方式训练军队，“月别三围”，主管骑兵省的唐邕认为过于频繁劳累，请示减少为每月两围。[15]可惜当时对军队常备性训练的记载较少，难以综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