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

步兵是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战术形式也最稳定的兵种。但可惜的是，中国史书对步兵的具体作战方式记载极少。明代的王士祯在给戚继光《纪效新书》作序时曾抱怨：汉武帝南平瓯越、北扫匈奴，战功赫奕，但司马迁所作《史记》中，居然没有任何对战役过程的详细描写；各家传世兵书撰写者如孙子、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等，又都侧重于战略思想，极少关注兵种构成和战术运用，也使王士祯感叹：真正的军人看了这些书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却也无法用于实战。[1]这也正是戚继光将自己的练兵和实战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的动机：“纪效”指侧重使用效验，“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书”则指它的现实性、实用性与以往兵法书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2]。

在戚继光之前，个别兵法著作中也有对兵种战术的讨论。较早的是战国兵书《六韬》，但此书对步兵军阵的讨论较少，主要侧重车、骑兵的运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与《六韬》相反，几乎都是讨论步兵的编组、训练和作战理论，基本未涉及骑兵。本书主要依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六韬》和《纪效新书》，结合史书战例及考古材料，研讨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战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步兵战术，现代研究成果也比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书较早，[3]其主要内容为兵制史，对具体战术少有论述。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4]是研究中国古代步兵战术的开创性专著，下面就在蓝书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关于步兵军阵队列密度的讨论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认为，春秋时步兵军阵队列的特点是：五名士兵为一“伍”，在战阵中纵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相邻的每个“伍”之间，间距也是1.8米。[5]由此，整个军阵中每一名士兵与前、后、左、右的士兵之间都是1.8米间距。但蓝永蔚先生的这个判断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于臆测之处，如：

（一）蓝认为“伍”在军阵中是纵向而非横列，但没有给出这种推论的依据。

（二）关于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蓝的推论过程是：每个“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种兵器，其中柄最长的是矛和殳，长度为三寻（24尺）；五名士兵从前往后，使用的兵器依次变长，所以第四名士兵应当持三寻长的矛殳（第五名持远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须能长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杀”，即帮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战。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离应是三寻长，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间距离为一寻（1.84米）。但蓝关于一个伍的五个士兵必须使用不同兵器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说质疑》反驳了蓝永蔚“五兵”说，他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对冷兵器的习惯划分只有长兵（戈矛）、短兵（刀剑）和强弩三种，《周礼·司兵》中的“五兵”只是习惯性泛称，而将其坐实为五种具体兵器，只是郑玄等汉代注疏家为求严整而强做解释，且各家说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间距，为什么和前后间距一样，必须也是1.8米？蓝永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为了证明军阵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必须较大，蓝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阵，行惟疏”[7]。但《司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阵，行惟疏，战惟密”[8]，蓝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断章取义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本书认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军阵的特征是队列严密而非疏散。至于军阵中的队列具体如何组成，队列中每名士兵之间的距离多大，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现根据能搜寻到的有限材料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