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3/19页）

怀特的中国受印度影响而产生马镫的说法，至今只是一种缺乏考古依据的推测。在1970年代中国有多座出土墓葬陆续发现马镫实物、陶俑与壁画。[17]真正意义的马镫最早在中国产生并普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没有疑义。杨泓于1977年发表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一文，[18]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马具文物，讨论了早期（秦汉）骑兵的作战和装备问题。他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此后，针对陆续出土的马镫和马具实物，杨泓又有两篇补充性文章。[19]

那么，到底马镫为何在中国而非在其他地方产生？仅就马镫本身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马具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考察。和马镫关系最紧密的马具是马鞍。因为马镫系在马鞍两侧，骑者脚踩马镫的力量由马鞍来承受，并传递给马背。通过固定马鞍的马肚带等索具，才使骑者和马匹成为一个整体。如前章所述，东汉和三国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早期骑手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杨泓根据八个战国到唐代马鞍具（有些包括马镫）的考古样本，提出了马鞍具从“坐垫”到“高马鞍”的变化过程。[20]（见图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铜马、骑兵像，也有相对较高的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晋长沙墓陶俑和安阳十六国鲜卑墓马鞍实物高（见图3），属于先秦汉初到两晋之间的过渡类型，以往研究者将雷台墓断定为东汉末期，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当属西晋墓葬。[21]本书认为，从马鞍形制的变化过程来看，以东汉末期比较合理。美国学者顾传习也指出了这种高马鞍与冲击战术的关系：“……我怀疑，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因为雷台铜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并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2]但加高的马鞍给骑手上马造成很大不便，这正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图2 战国到唐代的“马鞍具演变示意图”（杨泓：《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第145页）

图3 武威雷台墓中的铜马与骑士造型（《武威雷台汉墓》图版三）

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东吴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23]。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24]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25]。（见图4）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