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2/19页）

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7]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需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8]

怀特由此认为，自从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之后，长矛和长剑等适合马背作战的武器逐渐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的战斧和标枪。[9]顾译的“马上白刃战”怀特原文为“mounted shock combat”，本书则译作“骑兵冲击作战”。因为按照德诺埃特和怀特的原意，在使用马镫之前，骑兵可以用手挥动矛进行刺杀（类似使用标枪），这种动作何尝不能称为“白刃战”？“shock”此处的意义重点在于“冲击”，即马镫骑士冲锋时用腋下夹紧长矛，刺中对方后强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长矛传递回骑士，并由马镫传导到战马身体上。由此骑士与战马共同发力与受力，成为一个整体。故“骑兵冲击作战”已经成为西方战争史研究的习语。[10]

中国的马镫考古

西方史学界对马镫意义的讨论也在逐渐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同时，考古材料证明，形制完备的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也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讨论。

在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第六卷中，刊发了一幅东汉时武梁祠骑马者画像石的拓片，画像中骑者脚下有清晰的马镫造型，马镫形制又极为成熟和“现代”：脚踩部分是舒适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马镫的简单金属环状造型。该祠始建年代为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画像出自清人冯云鹏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11]这给西方学者造成极大困惑，因为欧洲马镫普及的时间已经晚至公元8、9世纪，距离武梁祠的时间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间过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怀特对画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未举出可靠证据。[12]

只有澄清了东汉时期并没用马镫，才有可能梳理出马镫产生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其实，武梁祠的督邮画像本身并无马镫，因为冯云鹏的时代尚无现代制版技术，其刊刻画像，实为画工对拓片的临摹，改造发挥的余地很大，故画工擅自增加马镫，且是形制比较晚近的踏板形马镫。[13]

但最早的马镫考古证据仍来自中国。1954年，西安草厂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披铠甲的战马）陶俑，明确塑有马镫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认为其时代是北朝，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柳涵在1959年讨论说：

有了完善的马具，尤其是使用了镫，就使人能够更快的掌握熟练的骑术，更容易驯服和控制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服、稳固、省力，便于作更快的奔驰和长途行军，也使许多战术动作能顺利进行。[14]

这是中国学者对马镫的军事作用进行的较早论述。1950年代，长沙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马和人骑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马身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但骑者的脚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15]。（见图4）但中国学界当时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未产生足够重视，并没有系统总结马镫的发展与影响。

怀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当时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早期马镫实物，只能根据石刻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怀特借鉴欧美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关于马镫出现和传布的过程：

马镫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脚趾上的绳套。由于气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传播，但那些与印度接触的赤脚的贵族们都接受了这种绳套马镫，东到菲律宾和帝汶岛，西至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东亚之际，这种马镫的核心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到公元5世纪时，穿鞋的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整只脚踩踏的马镫。这种马镫使一种新的战术，即用长矛作战成为可能（不是必然）。……[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