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9页）

骑兵是北方游牧族的主力兵种，所以北方民族也在学习中原的这种骑兵新战术（冲击肉搏的近战），使匈奴、羯胡等得以驱逐西晋王朝、入主中原。骑兵技战术的发展，正是形成这一历史变局的重要原因。但只有在强有力的集权军事体制下，统帅才能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危险程度很高的冲击战术，所以北方民族要采用这种战术，就必须脱离原有的部落联盟的松散政体，建立集权政体。这是北方民族攻灭西晋、入主中原，建立起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的军事、政治基础。后世辽、金、元、清等北方民族兴起和占领中原（或者中原的一部分），其军事背景就在这里。

可见，本书在讨论骑、步兵战术的特点和发展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权结构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权结构能够利用的兵种、战术形式有很大不同，当某种兵种战术被“移植”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其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作战目标。

第二编，“南征与北伐：经典战例”。

本编首先关注军事（自然）地理层面：北方民族能够成功入主中原，却迟迟无法攻灭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首要原因是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淮河、汉江以南是高温多雨的亚热带气候，地理环境上表现为水网丛林地貌，限制了骑兵的作战效能，加之长江天堑等因素，使得北方政权始终难以跨过长江、统一中国。

反之，缺少骑兵的南方军队在北伐时，也难以适应淮河以北的自然环境：第一，缺少畜力运输的南方军队更倚重内河航运，而北方河流稀少，且旱季缺水时更难通航；第二，平坦无遮蔽的北方平原便于北方骑兵驰骋，使南方步兵处于被动地位；第三，北方冬季的严寒使南方士兵难以适应，冬季结冰也使河流丧失了航运和作战屏障的作用。

以上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纪（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南北政权的长期割据对峙，迟迟不能实现统一。至于三国时期的南北对立，除了北方政权的民族特征外，其他都和4—6世纪基本相同。4—6世纪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得比三国时期要长，则是因为北方政权内部整合（即所谓“中原化”）的进程耗时较长所致。

本编集中讨论3—6世纪（三国至南北朝）四百年内若干场南北政权之间的重大战役，包括战前的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执行情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代表南方军队北伐战争的战例，是东晋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权南伐及统一中国的战例，则是3世纪的西晋灭吴之战和6世纪的隋灭陈之战。本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战例进行探讨：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区别和政权对立都曾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这在3—6世纪的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政治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驱动、精神追求更会决定战争的发动以及具体作战形式。例如东晋士族苟且、贪生怕死的作风，导致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而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军人集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导致了桓温北伐与刘裕北伐的不同结局。此外，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模式的区别，也导致战争动员程度、战术运用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战争和政治后果。

第二，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行为的制约作用。本编重点讨论长江在南北对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晋、隋统一战争如何克服长江天险；在桓温、刘裕北伐部分，本书也重点讨论南方北伐军队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开挖运河的方式进行军事运输。通过这些战例可见，高明的战略家会利用各种手段克服自然环境的约束，地理对政治、军事行为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