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国时代的垂河流域（第4/6页）

与上述志费尼的叙述相对照的是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他说察合台的分地是阿儿浑地区，其中心城市为阿力麻里。（注：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4页。）据《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可失哈里的解释，阿儿浑地区在11世纪指从塔剌思到白水城之间的地域。从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可知，至14世纪，阿儿浑的地理范围明显向东扩张。

中亚的草原与当地的城郭农耕地区之间，数千年来的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物质文化交流关系。受封于当地草原的蒙古诸王，用以维持豪华生活的资料，除了畜产品得自自己的属民和部分其他物资自汉地运来以外，相当部分就近取之于邻近突厥斯坦草原的中亚城郭农耕之地，而这些地区却受治于远离当地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以外的中央政府。这些诸王出身高贵，随着坐镇西北天长日久，势力渐大，他们逐渐变成草原与邻近的城郭农耕之地之间传统物质文化联系的主要受益者。这样，中央政府对这些遥远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削弱，相反当地诸王的势力却愈益加强。

总之，西北诸王由于实力的增长，影响越出其原有兀鲁思，逐渐突破蒙古国旧制的限制，开始与朝廷争夺中亚的土地、人口，这应是元代西北诸藩反叛朝廷的原因之一。

（三）朮赤家族的势力

太宗死后，脱烈哥那皇后摄国，邀请诸王贵族出席忽里台大会，议立新汗。到会诸王议决，将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族内。诸王和大臣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立贵由为帝，是为元定宗。

这时，朝廷的权威在一些西北诸王心目中已开始动摇。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拔都拒赴议立贵由为帝的忽里台大会和贵由登基大典。拔都拒绝赴会之事见于《元史》卷121《速不台传》：“壬寅（1242）太宗崩。癸卯（1243），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1244）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1246）定宗即位。”这里的也只里河当为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所谓甲辰年也只里河之会，可能是指在拔都驻地的一次会议，或是与脱列哥那皇后使者的会晤。（注：参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第37页。）

拔都为诸王之长，位高望重，成为贵由的心腹大患。1248年春，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拔都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注：此为《元史》中的名称，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称为阿剌豁马黑。）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立蒙哥为帝。巴托尔德讨论过志费尼所提到的阿剌豁马黑之地，他认为阿剌豁马黑位于今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地。（注：《伊斯兰百科全书》，“拔都”条。）巴托尔德未考虑拔都东行的目的，他的勘同有商讨余地。

志费尼两次提及阿剌豁马黑之地。第一次是在叙述贵由去世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分别遣使向唆鲁禾帖尼和拔都通报消息，拔都借口马瘦，留驻于阿剌豁马黑。他传话给各地蒙古王公贵族，召集忽里台会议。（注：《世界征服者史》，第309页。）第二次，志费尼说贵由死时，拔都东进至阿剌豁马黑之地，距海押立一周程。他由此遣使四方，邀集族人会聚。（注：同上书，第665页。）

按照巴托尔德的说法，拔都从钦察草原东行，至咸海后，应向南溯忽阐河而上，经讹打剌、赛蓝，复东行经塔剌思、虎思斡鲁朵，再北上至海押立。这条路线中讹打剌以下部分，虽为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经，但很难解释拔都从咸海进入忽阐河流域以后，为什么不直接东行，而要向南行那么远，再折向北，绕这样一个大弯，才朝海押立去。这显然很不合理，但至今未见有学者提出异议。据志费尼记载，拔都东行是为了朝见贵由，而贵由西行则是为了养病。实际上，贵由西行的目的是消灭拔都的势力，而拔都率部东行则是为了迎击贵由。（注：参见拙文《读〈定宗征拔都〉》，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拔都东行既是有目的的出征，当然应该循通往叶密立的道路而行。1237年拔都西征，以及13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卡尔僻尼和鲁卜鲁克赴蒙古高原朝见蒙哥皇帝，距拔都东征时间最近，其路线亦应与拔都东行的道路最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