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第2/3页）

时间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产品在欧洲持续热销，西方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搬运工”商人们心急如焚。他们急需扭转对华贸易困境。而其中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英国人。在184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产品极大丰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最大。英国商人成为国家头号“倒爷”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头号金银“搬运工”。

本身正在大规模积累资金的英国人，怎么能忍受一个劲儿地往外掏钱呢？这些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倒爷翻来覆去找不到正当的竞争途径，那就只能走旁门左道了。于是，鸦片成为了英国人的选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特权，把印度、孟加拉逐渐变成重要的鸦片产地，急速发展对华鸦片走私。1821年输华的鸦片为五千九百五十九箱，1830年达到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箱，1838年达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进入中国，逐渐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烟馆。

西方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卖鸦片赚钱，而是占领整个中国市场。勃兴的西方体系也需要把中国纳入其中。输入鸦片完成不了如此重大的任务，西方商人迫切需要在中国获得通商口岸，持续、大规模地进出中国市场。

口岸是正常贸易的题中之意，可中国奉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通商。就是广州，也不是正常的口岸，外国人不能自由贸易，而要遵守行会贸易制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州设立“洋货行”，逐渐发展为“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的作用起初很简单，就是由每一行的行商向粤海关负责，接受进出口报单并代交货税。说白了就是委任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为朝廷办理外贸的事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政府又规定从采买到出口都由领取政府牌照的行商一条龙垄断经营，别人不得插手。这就赋予了行商更大的权力。行商权力进一步扩大，外商买卖货物必须由行商经手；外商只准“寓歇”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行商对外商有管束权；外商不得直接申述于中国官府，若有事申述，必须通过行商转达。十三行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并且对在华的外国人拥有管辖权。外国人，甚至连英国使节都必须通过十三行才能与中国官府交涉。

让外商更不满的是，清政府还赋予行商对外商征税的权力。外国商人在华不仅要缴纳关税，还要向“贸易伙伴”——十三行缴税。经行商之手的附加税繁重，超过正规额定关税数倍乃至十余倍。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07年开销的“行用”总额为白银十九万四千一百六十六两，其中贡价（“献”给朝廷的贡品）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河工三万七千五百两，剿匪六万两。1811年数据为贡价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两，剿匪三万两，前山寨和澳门军费四万三千三百两，外国债务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两，总额五十六万八千两。不远万里而来的英法等国商人对此大光其火又无可奈何。

如果说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大门的看门人，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贪婪、粗暴、不好说话的看门人。心高气傲的英国绅士们恨不得把他们踢得越远越好，直接与主人对话。

限制贸易、行商贪婪、利润太薄……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英国人认为都是口岸太少惹的祸。“开放口岸！”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急剧膨胀，英国人的愿望日益强烈。

英国人开始是想用和平手段来打破贸易壁垒。东印度公司牵头搞起了“北部开港运动”，希望寻求广州以北的口岸展开贸易。他们根据热销的中国商品，寻找产地附近的港口。中国商品出口的第一位是茶叶，第二位是丝绸。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在哪儿呢？在福建、安徽、江浙等省，特别是离福州很近的崇安等地的武夷茶销量很大。1755年，茶叶从产地运到广州平均要走一千二百公里路，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增加了运输的成本，产品的品质也受到影响，再加上广州行上的垄断，英国商人进货成本很高。但是如果在就近的福州设立口岸，茶叶从采摘加工，到装船节省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大笔的费用，节约时间和成本。第二位的出口产品丝绸，原料是生丝。长江三角洲是“湖丝”的产地。同样，如果在宁波、上海开设口岸，英国商人就方便多了。同时，印度的棉花主要是江浙和内地省份的织户使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江浙开埠可以把印度的棉花更大量的、更直接地销往江浙和内地省份，在江浙闽增设口岸的利益显而易见，对于英商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有了1832年英国选定厦门、上海等四大口岸的航行。可惜，清朝政府一律强硬拒绝。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国政府先后三次派使团来华，要求扩大贸易。清朝官府给使团插上“贡使”的旗子，带到北京来收下“贡品”，然后态度明确地告诉他们：有关通商制度的问题，请去找广州十三行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