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绊绊走向新世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上国一下子蒙了。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1840—1860），清朝始终不能接受战败的事实，更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道光皇帝内心痛苦万分。据记载：“传闻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尝暂息。使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顿时胸闷气短，惊呼：“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蛮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张纸上共署名讳，皇上还要公开承认道歉赔款，怎不让自居天朝上国的大小臣工义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压根没转过弯来，还想恢复朝贡体系。

但是，失败之后的清朝又没有能力与列强再起战端。国内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等，让清朝倾注全力去镇压。欧洲列强本以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能让清朝打开门户，结果发现事事磕磕绊绊。清朝官府设置了种种障碍，阻碍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就连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到中国城镇游览，也成了奢望。后来，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居住方便”为由，从上海道台那拨了八百三十亩地作为英国居留地——当时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总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扩大到两千八百二十亩，此时上海的英国人虽有增加但总数还不足一百。此后1849年，仅有的两个法国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亩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亩的辽阔地区成为了“美租界”。租界让中国丧权辱国，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相当配合。因为当时中国官民也不愿意外国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愿意在郊区划一块地把外国人“关”起来。于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区就出现了一个个“国中之国”——租界。

历史学家蒋廷黻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看清了中国虚弱的本质，之后遇到沟通困难或者利益难以满足的时候，列强不会首先想到和平解决，而倾向于诉诸武力了。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了火烧圆明园、有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在一次次的惨败面前，清朝一回回地重复虚弱的本质，直到彻底跌入殖民深渊。既然中国都如此悲惨了，东亚的朝贡体系很自然被西方国际体系所取代。

清王朝无力与列强硬碰硬，而且内忧外患不断的统治者还需要借助列强的支持来维护统治。比如需要洋人军官和兵器来“助剿”国内造反者、需要引入西方近代工商业来发展国内经济。“中外和好”是定局，但清王朝又不甘心无条件的、立刻接受西方的外交游戏规则，而是磕磕绊绊地走向西方设定的新世界。

开眼看世界较早的恭亲王奕䜣等于1861年初上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䜣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可见朝廷还想限制在通商上。奕䜣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也好，列强驻华代表也好，都希望总理衙门能成为总揽对外事务的衙门。不想，总理衙门虽然设立了，朝廷还是不愿意蛮夷直接与皇上打交道，不愿意采纳西方外交规则，让中外平起平坐。

比如中外条约签订地都是天津而不是国都北京，有些国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清政府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三口通商大臣就分了总理衙门的权力。这一职务后来改为北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