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楔子（第2/3页）

两广总督卢兴祖的行为，体现了广东地方的利益。与澳门有关的贸易活动，每年能给广东地方官府带来超过两万两白银的税收，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明朝、清朝高度计划、机械的税收收支制度下）。而且澳门向海外中转的货物，都是向广东商民购买的，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广东乃至南方其他省份的商品需要外销，就不能失去澳门这么一个窗口。因此，中央的驱赶决定，到广东就变成了“力保”。

在海禁的大背景下，澳门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康熙皇帝的海禁力度很大，不仅是澳门有危险、甚至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威胁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赢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的葡萄牙人上书请求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康熙六年（1667），葡萄牙向中国派出了正式使团。康熙九年（1670），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康熙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请求免除澳门海禁的请求却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

两年后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态，投其所好，进贡了一头狮子，以满足康熙帝“四方宾服”的心理。虽然贡物只有一只动物，但是康熙帝异常高兴，厚加赏赐，并带着皇子亲临观看。朝野大臣也纷纷赋诗作文歌颂朝廷，以表敬贺。这一次，清王朝网开一面，开放了澳门与广东的陆路贸易。依赖贸易生存的澳门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海禁对澳门贸易是有利的。一般情况下，中国加强对官方贸易的重视，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澳门的贸易就得到发展；如果中国方面放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的进行，澳门的转口贸易就面临严重的竞争。海禁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合法的商人。本来应该由合法商人赚取的庞大利润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

总体而言，在近代战争之前，葡萄牙人态度“恭顺”。这一方面是葡萄牙需要和平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是澳门贸易的巨额利润引起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觊觎，曾几次企图侵占澳门。澳门的实力不足以与列强抗争，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国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恭顺的态度。

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多大利润呢，惹得他国觊觎？葡萄牙在澳门站住脚以后，结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势力，建立了全新的“海上帝国”。澳门仅仅是其“海上帝国”的一个据点而已。从澳门出发的航线有：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如果渠道顺畅，源源不断的商品涌到澳门，再经过葡萄牙人的辛勤劳动输往世界各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在各条航线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16世纪末期，仅印度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二十万两。

澳门把东亚地区逐渐融入了国际市场。17世纪一艘典型的葡萄牙商船从欧洲满载白银货物从里斯本出发，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将之转化为当地货物到达澳门。他们从广州购入丝绸、茶叶等，再回到欧洲，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不仅是商人，就是欧洲人，都不认为东亚仍然是脱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与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传播也渐渐展开。这时，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则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异常尴尬：民间的贸易与交流日益增长，但是东亚各国统治者却在维持着僵化封闭的国际体系。澳门中转贸易越发展，对政治与经济的剥离就越严重，对朝贡体系的侵蚀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