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三宗罪（第3/3页）

清代畅销书《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对科举事业（举业）的态度：“‘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位读书人把整个读书人和官场的关系都用“举业”二字串起来，什么选拔标准在他看来都是“举业”，读书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标准只为求得一官半职，仿佛做官就是读书人的使命。话虽然直白，倒也坦诚，把明清社会的逐利之心、读书人的求禄之举暴露无遗。

几百年来，科举制度饱受诟病。但探本究源，科举的立意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科举的三宗罪（程序误人、权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并非由它的内核必然衍生而来，绝非是它的本意。

在中国的环境中，又有哪项制度能摆脱这些问题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后生的技术规定不会脱离制度内核；权力始终是飘荡在任何制度头上的一道阴影。而官本位思潮早于科举而生，科举助长错误思潮的确不应该，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是这股思潮的受害者。对官位的追逐、权力网络泛滥和人情世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顽疾，病因肯定不是科举制。相反，如果科举能够摆脱这些濡染，真正贯彻开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那必能吸纳天下贤才，让寒士开颜、世家子弟奋发。它毕竟是古代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选才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在看到科举流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它提高了社会流动性，选拔出来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物。许多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问题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在这套制度中获得了实现价值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