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定终身，悲喜两重天

对于平民子弟来说，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人生跨越、进入官场的唯一渠道。对于绝大多数希望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对科举考试倾注了过分的关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向我们讲述了科举考试结束之后发榜之前，考生们的紧张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闱考试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点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是草木皆惊，梦想亦幻。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仿佛顷刻间出现了海市蜃楼、荣华富贵扑面而来；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就则瞬间身体冰凉、灵魂出窍。真的是坐立难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样。忽然，有差役快马过来传送喜报，考生们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自己的喜报，考生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蝇虫，打他都没有感觉。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时候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瞎了眼睛，笔墨无灵，发誓要将案头的书本、文具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恨，还要把灰烬碎踏成泥；踩踏了还不解恨，更要将灰烬倒到阴沟里去。他们往往还发誓从此要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隐者或者苦行僧。谁胆敢再和自己谈八股文，一定当和他动刀子。过了几天后，落榜者的怒气渐渐平了，又对科举考试心痒痒，又开始像破卵之鸟衔木重新营巢，再次投入科举鏖战之中。每次科举发榜的时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现，当局者痛哭欲死，旁观者看来却非常可笑。”

落榜者如此反响，正是因为科举高中能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现实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变考生的命运。一个人一旦科举成功，马上门庭若市，全家风光起来。同乡、同学，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有来祝贺的，有来请吃饭的，有来乞讨旧衣旧笔旧书的，有来求新诗的，有来求你写对联的，甚至有书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写的诗句，结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门提亲的媒婆会蜂拥而来，女方的条件一个赛一个的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虑什么门当户对、财力婚房等硬性条件了，只要是新科举人、进士，哪怕是出身佃农家庭，地主也愿意将女儿嫁过去。

考中进士以后，进士名录会向全国发布，名列其中者会全国知名。康熙八年（1669）的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僔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的时候，知道该县县令邵某人是同乡，于是就前往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人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还以为蔡启僔是前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僔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掉头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年科举高中的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县令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同乡蔡启僔，马上后悔不已，重金谢过。一次考试、一张金榜就这么改变了蔡启僔的命运。这就是科举考试对一个人“登龙门”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考中进士，衣锦还乡途中写了《及第后过扬子江》，用考试前后心态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对读书人“登龙门”的作用：

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互闪烁，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为了鼓励天下读书人安心读书，为了鼓励天下的士子都迷恋科举考试，政府刻意营造了科举高中的隆重和尊贵，朝廷用各种方式来显示科举的荣耀。比如皇帝要亲自召见所有的进士，依照科举名次唱名传呼，叫作“传胪”。对于读书人来说，由皇帝金口玉言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荣耀。到了清朝，“传胪”发展成为一个盛大的典礼，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举行。除了有新科进士全体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齐排列，在鼓乐和鞭炮声中注视着新科进士接受皇帝的恩赐和检阅。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最为光彩夺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来。听到名字后，状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间处。此处的巨石上雕刻着飞龙，是只有御驾才能经过的地方。状元站在御驾所经的地方，左右两边交叉披着两条红绸带，帽子上插着两只用薄铜叶制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红双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众人的羡慕中，状元的独享殊荣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