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田制”到“经济统制”

经济国有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受后人推崇的先秦“井田制”，人尽其能，各人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似宽松富足，但他们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井田制本质上是土地国有、等额承包的制度。当时不仅是农田，凡是双眼所及之处都是国有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当时的天子，“公私分明”，凡是使用权给予臣民的土地收入，比如田租赋税，归入国库；凡是禁止百姓使用的山林河流的收入，归君主私人享受。在汉朝，前者收入归大司农所管，支持政府运转，后者归少府所管，政府无权支配。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渐渐侵入君主所有的山林、河流，又在农业基础上发展出了工商业。政府禁而不绝，就在交通要道和城郭处设置关卡，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等于默认了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同时参与分配，从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算是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各朝各代对农民对田地的使用权相当尊重，很少剥夺农民的使用权，同时承认农民之间对田地的继承、买卖关系。所以，古代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近似于所有权。但这种权利和所有权还是有距离的，起码在观念上，官府、社会和人们都承认土地国有的合理性。

秦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统一的中国。法家主张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强盛，为此国家要力行集权，削弱社会力量，掌握足够多的资源。国家对经济的强制参与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法家力求政权稳固，排斥社会流动性，视工商业为不稳定因素，主张“农本工商末”、“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自秦朝产生后，被后世朝代奉为圭臬。

西汉初期信奉清净无为，公权力自动退让，中国社会拥有了短暂的自由经济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工商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当繁荣。吴王刘濞、大夫邓通和少数大商人，富可敌国。商税超过了田租，少府收入胜过了大司农，也就是汉武帝私人收入超过了西汉政府的收入。汉武帝屡次出击匈奴，每次都是大手笔，向南又镇抚蛮夷，朝廷入不敷出。汉武帝拿出少府的收入支持政府，还是不够。他鼓励富裕百姓，主要是盐铁商人，向朝廷捐款，结果应者寥寥。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钱穆《汉代经济制度》）国有思想和法家思想相结合，在汉武帝时期内政外交的刺激下，定型成了“经济统制”政策。

盐铁政策，不单单是将煮盐冶铁之类，收归国营，还包括政府垄断铸币权，将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行业，包括丝织业、酿酒业等收归国营，国家统一规格、限定数额、垄断经营。此外，汉武帝还垄断大宗运输业，定为“均输”制度；在重要市场设置官员监视与平衡物价，定为“市易”制度。这是一整套的、全方位的经济统制政策。相对应的，西汉出现了不少参与经济活动的部门和官吏，产生了规模不小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雏形也出现了，比如“大汉酒业集团”、“长安丝织厂”、“国营无锡锡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