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第3/4页）

江西巡抚冯汝骙是个“淡定哥”。革命爆发后，他不战、不降、不跑，待在南昌纹丝不动。一方面，冯汝骙知道无力阻挡革命，不愿意与革命为敌；另一方面，他又念及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响应革命，干脆以不变应万变。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不仅没有动冯汝骙，还要推举他为都督。天上掉馅儿饼，冯汝骙却不能“淡定”了，溜出南昌向北方逃去。逃到九江，冯汝骙被起义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其实未必有生命之虞，冯汝骙却杞人忧天，服毒自杀了。江西独立时，他不在南昌殉节；起义军要推举他为都督，他却自尽在逃跑的途中，实在算不上是为清朝尽忠。清廷诏谥“忠愍”。

虽然殉节的汉人官员没有满人官员那么多，但在革命期间，抵抗革命军最有力的恰恰是汉人将领。比如，辛亥革命只在两个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一处是武汉，一处是南京。在两地指挥清军顽抗的恰恰是两个姓张的汉人将领，武汉是张彪，南京是张勋。两人都出身贫寒，有着悲惨的童年和少年，青年从军，扛枪吃粮，不想在清末的乱世中平步青云，做到了封疆大吏。社会地位的巨大跃升，反而让这两个汉人穷人家的孩子对清王朝感恩戴德，卖力地组织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门的官僚们，没有切身体会，对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该跑的跑，该降的降。在革命气氛浓厚的广东，就有这么个例子。潮州总兵赵国贤是河南项城的汉人，小时候靠为别人佣耕为生，当兵吃粮后步步升至总兵。民军围攻潮州时，赵国贤率兵顽抗，失败后面向北方磕头说：“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载，于兹力尽声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后上吊殉节，谥号“忠壮”。

围绕着“殉节”问题，清朝官吏还上演了不少滑稽戏。下面讲两个“另类”的殉节笑话，都发生在武汉，主角也都是汉人。

武昌首义后，湖广总督端澂早就钻狗洞，跑到军舰上随时准备开溜了；湖北布政使连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马吉樟闻变，却动起了“殉节”的念头。他不许家人收拾细软开溜，自己穿戴整齐朝服，捧着大印，来到按察使司衙门大堂坐定，下令打开衙门，就等着革命军上门，准备“慷慨就义”。开始还有衙门的幕僚、差役陪着马大人，很快就陆续开溜，只剩马吉樟一个光杆司令了；接着就有路过的老百姓，向衙门里探头探脑，好奇地看着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马吉樟当作唱戏的或者杂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军没来。按察使司是负责司法刑狱的，既不管军械，又没有钱粮，政府都没有了谁还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义军压根就没把按察使司衙门当作目标。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没等到“就义”的机会。倒是他的老婆、小妾们等不及了，拥到大堂上来，一看马吉樟傻愣愣的样子，哑然失笑。几个女流之辈七手八脚扒下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给他换上便装，然后带着早就收拾好的金银财宝，也开溜了。马吉樟拗不过妻妾们，最终没做成忠臣。说不定，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节，奈何妻妾不从也！”既然能轻易被妻妾们改变主意，说明马吉樟本就不想殉节。

不想殉节的人，借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从”外，还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负重，重振朝纲”等等。殉节成仁的理由只有一条，逃避的借口却有千万条。因此，变节者总比殉节者要多。

第二个“另类殉节”的人是原新编陆军第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武昌起义后，张景良附和革命，还出任了湖北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一次在军政府会议上，张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头撞击黎元洪。革命军把他逮捕。不过黎元洪看好张景良，出面证明张景良只是暂时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释出来。阳夏保卫战打响后，张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还愿意以全家人作为人质。革命党人面面相觑，最后勉强同意张景良出任前线总指挥。张景良到达前线后，故意拖延时间，不做任何作战部署。后来，军政府发现部队混乱，就越级下令，代替张景良下达指令。战斗打响后，革命军和清军激烈战斗。张景良这个前线总指挥弃军不管，还在相持的关键时刻突然放火焚烧军需物资，造成革命军弹药告罄，伤亡过大，节节败退。汉口保卫战的失利，张景良“功不可没”。事后，张景良在汉口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被革命军发现后抓起来，以“通敌”罪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