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艰难困苦，尤其是危急关头，特别能考验一个人对国家、对体制的忠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食君之禄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体制的种种好处，就要为君主体制流血流汗。当王朝面临生死存亡、自己又无能为力之时，之前嚷嚷着“鞠躬尽瘁”、“精忠报国”的“奴才”们，理应追随旧王朝、老主子而去，断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还是抹脖子、喝毒药，唯此才能表达自己高调挂在嘴边的“忠君爱国”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这种自尽行为有种文雅的叫法：殉节。

站在王朝角度来看，既然你宣称把老百姓从前一个朝代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爱民如子、发展国家，因此深受爱戴，既然你宣传本朝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当你走向覆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官员、百姓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或者从容赴死。不然的话，难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负义？因此，王朝危亡之际“殉节”人数的多寡，关系到王朝的脸面，甚至是成败。这也是检验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试金石。

中国历史上，一朝亡一朝兴，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说会涌现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灭之时，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后，据说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上吊。全北京有超过三万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超编的更多），为明朝殉节的还不到四十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被起义军杀死的，严格来讲算不上殉节。大多数官员争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将之前口诛笔伐的“流寇”尊称为“洪武（朱元璋）再世”；没过几天，又是这批人，抬着皇帝仪仗去迎接入关的满人，向昨日的“蛮夷”下跪磕头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末期，元军兵临杭州城下，七十二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六岁的宋恭帝赵，看着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队伍，泪流满面，在朝堂上张贴出一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诏谕：“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皇上有难、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们降的降跑的跑，尚在临安城的也在谋划着半夜携带家眷、细软跑路。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诩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报国，却在这时做这种事，活着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了又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平日献忠心时，大小官吏们一个比一个会表现，恨不得“死”给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们为政权去死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个比一个快。

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也同样凄凉。隆裕皇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这对孤儿寡母，可怜兮兮地坐在空旷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后一次“朝会”。内阁总理袁世凯请了“病假”没来，由民政大臣赵秉钧代劳，带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大臣上朝。朝会只有一项内容，就是赵秉钧等人讨要小皇帝的退位诏书，说它是“逼宫”可能更确切。接过退位诏书，赵秉钧等人没有哭，也没有下跪磕头，而是鞠了三躬后，不言语就轻松地转身而去。只留下孤儿寡母继续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着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门缓缓地关闭，将清王朝推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摄政王载沣高高兴兴地回家“抱孩子”去了，庆亲王奕劻父子带着搜刮的金银财宝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肃亲王善耆几个月前就溜到“龙兴之地”奉天（1928年后始称辽宁）“怀古”去了，其他皇亲国戚纷纷躲进东交民巷。袁世凯则从容剃去发辫，摇身成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天前还通电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将领们正忙着量体裁衣，准备换装；至于北京城的一大帮子京官，则在关心自己在清朝的履历和奖励能否被民国政府承认。清王朝“恩泽广布”两百多年，临了却没有几个人为它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