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第4/4页）

《清史稿·忠义传》记载：“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清史稿》能够挖掘出张景良这么好的“典型”来，着实不易。可是，张景良的行为也算不上是“殉节”，而是超越殉节，上演了一场“无间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节是官员阶层的特权，而且还要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布衣之身是没有殉节的荣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层的小官吏，即便是对王朝感情再深，殉节行为再慷慨再激昂再壮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级官员那样的哀荣。其实，普通人的为国赴难，表现出来的对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挚的、可贵的。所以，史官们在修前朝史书的时候，留意挖掘基层的殉节故事，借此证明王朝恩泽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基层人物极少有为清朝殉节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叫作胡国瑞的人：

胡国瑞，湖南攸县人，举人出身。清王朝对长期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有一项“大挑”的制度，就是挑选那些能写官样文章、满口官话且长得就像是个当官的人当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胡国瑞就被挑中，分配到云南候补。之后几年，胡国瑞在云南当过几个穷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场竞争激烈，当官不仅要拼关系、拼人脉、拼金钱，还要拼智慧、拼说话、拼表现。那些没钱没背景，不会说话不会表现的人，就只好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徘徊，在穷乡僻壤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任、闲置、候补。胡国瑞不幸就属于这类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发时，胡国瑞已经被解职了，准备“修墓归里”，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当地讹传北京城破，胡国瑞就跳井自尽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例，《清史稿》自然不会放过。书中记载，胡国瑞还在背上写下遗书（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上去的），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胡国瑞自认“愚者”，的确没错。那些聪明的“达人”、“达官”们在清朝官越当越大、缺越补越肥，赚了金山银山，革命发生后又安然脱身，下半辈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阵营继续当官。反倒是胡国瑞这样的“老实人”，孤独地去为一个并没惠及自己多少恩泽的旧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国瑞孤零零地走在黄泉路上，会不会感慨：知府、道台、巡抚大人们怎么都没来呢？

殉节的人少，也就意味着革命的阻力小。枪声响起，清朝各级官员望风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完成，这场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一场“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些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们。

体制内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鲜廉寡耻的官僚，实际上也是政权的敌人。相比体制外的敌人，这些内部的敌人更加危险。因此，对于一个健康的体制来说，剔除内部的无耻官僚，至关重要。如何遴选出戴着面具的官员，如何真正将意识形态融入体制的血液中，考验着每个政权的自信、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