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反腐组合拳（第2/2页）

又比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判决的浙江巡抚福崧、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国库案，福崧在被押送北京的途中自尽，柴桢就地正法，也在情理之中。而卸任浙江布政使归景照知情不报，充军伊犁；时任浙江布政使王懿德刚刚到任两个月，和福崧并不熟，也被认为“溺职”，革职，降职为道员，分配到新疆哈密戴罪立功。时任浙江按察使顾长绂革职、发遣军台。整个浙江省级行政班子全军覆没了。闽浙总督伍拉纳没有及时发现福崧的罪行，负有领导责任，被扣罚养廉银三年；杭州织造对福崧等人的罪行没有及时参奏，被降为笔帖式。其他十一名浙江道府官员因为失察、徇隐等分别受到革职、降级、充军等处分。

乾隆的“株连处罚”在甘肃冒赈案中，表现得最突出。甘肃冒赈案涉及官员有二百一十多名，其中判处死刑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人，判处死刑的道府县官员六十六人，判处杖刑流放到三千里以外边远地区服苦役的六人，发遣戍边的五十多人，另外革职并追罚银两的有五十多人。甘肃各级衙门几乎为之一空，全省官员大换血。如此重罚，整个清代似乎仅此一例。其实，中国永远不缺少官员，没有必要搬出所谓的“照顾干部队伍稳定”、“不让工作瘫痪、断层”等理由，只处理个别首恶，放过绝大多数的腐败分子。

乾隆的反腐行动有两记铁拳：第一拳是严密的法网，第二拳是严峻的惩罚。此外，乾隆警惕的双眼、敏锐的联想，始终关注在朝野的高官显贵们。在一连串组合拳的打击下，乾隆朝的腐败行为不能说绝迹，也理应偃旗息鼓才对。事实却正好相反。反腐风暴刮得最剧烈的乾隆朝，恰恰是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为了商品。到乾隆末期，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

乾隆中期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而且每一个落马的督抚都要牵出共同腐败的整省官员，乌纱帽一摘就是几十顶甚至上百顶。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东巡抚国泰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西巡抚郝硕案以及乾隆六十年（1795）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案等等，案情都震惊世人。乾隆的反腐组合拳再厉害，也敌不过汹涌的贪腐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