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健锐营走出来的八旗后人 吴淑华口述（第4/6页）

我家那时房子多，有三十几间，让我婆婆给卖了，她后来就买了一套11间的，住在一起，我俩单过。我婆婆自己有房租，一个月300块钱，公公已去世，她一人花，挺好的。1952年我到地质学会时挣180斤小米儿，后来就挣工资了，工作不错，钱也愿意怎么花怎么花，愿意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我老头原在粮食局，后来不是出身不好么，调到石景山新村粮店，他是财经商业学院毕业的，原来当会计。他是1981年死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科协干部就都到河南确山干校去了，我自己没带孩子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河南农业部干校，小儿子在东北兵团，二女儿在新疆当知青，剩一个老头子在石景山，家里没人都走空了。在干校他们说我是地主的儿媳妇，批斗，我给家里写信，就不说我挨斗，要不他们心里不踏实呀。我确实是地主的儿媳妇，可我就是干活吃饭，也没剥削也没雇过工，什么我也没干过呀，后来斗着斗着什么也没找着，也就算了。我就管给干校同志们带来的孩子们买个本儿呀，组织他们跳个绳什么的，后来又上食堂。待了二年多，干校就都解散了，都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来，说是哪儿送走的还回哪儿去，我就回了数学会。我们数学会有三个干部，那两人都回来了，我在数学学报是编务，科协让我回数学所领工资，可数学所已经让人把我顶了。我就到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有三十多个孩子，我管做饭，给孩子买东西，所长有病老不上班，我就替所长开开会。数学所有一个主编，他的编辑部和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挨着，他在那儿讲课就看得见托儿所，有一天下大雨，别的孩子都接走了，就一个男孩没接走，我就让别人都走了，我留下来看着，等着他爸爸来接，正好这个主编从这儿过，问我你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像你这样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的人还不多，我这编辑部的稿子正没人管呢，我得上院里说说。”我就这样又调回了编辑部，这是(19)81年。

我家在地安门，天天早晨五点半离家出去，“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天天儿从中关村走回来。我这工作是收稿子，往出发，请人审，他审回来我再请二审，意见不同还得三审，一部稿子就这么来回转，反正一年发两三千封信，比如有人给稿子提意见了，我就把意见抄下来，您好改呀，您如果不同意，我再转告他，来回这么办，信都寄到我这儿来，我来回给传。最大的原则是他们彼此不见面，不知审稿者是谁。我还管来访登记。后来这刊物又出了英文版，我不懂英文，就又找了别人，可是稿子还是要寄到中文编辑部来，还是我收，我登记好了再转，就这活儿谁也不干，找不着接班人，我走了人家不接，就返聘了5年，后来人才交流，才找了一个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年轻人，后来数学所搬家，到320路车站尽头，不在中关村了，我就回了家。现在退休5年了。

4.满族习俗

吴：满族管爸爸叫阿玛，管妈叫额娘，我们到北京，再叫阿玛、额娘也不好，和人家小孩玩不到一块儿不是，就改叫爸爸妈妈了。可是我大姐结婚，她比我大18岁，因为给的也是满族人，所以上她们家去呢，就还叫阿玛、额娘，这称呼就还使唤。

就拿北京说呢，管母亲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伯父叫大爷，伯母叫大大，叔叔叫爹，婶叫妈，排三叫三妈，排四叫四妈，跟现在就像差着一辈儿人似的。因为我大伯死得早，他没留下儿子，就把我的哥哥过继给他了，所以我们也随我哥哥，管我爸爸叫爹，因为叔叔叫爹。要是妯娌呢，二的管大的不叫嫂子，叫姐姐，大姐二姐，不许叫嫂子，这是称呼这一部分。

我们这姑娘啊，过年不给大人磕头，因为说我们将来有选娘娘的份儿，注171是预备娘娘啊，不能先磕头。还有老人互相看见，比如我公公和我娘家妈，两人见了，男亲家女亲家，不许请安行礼，站直了垂着手，一立正就完了，就都知道这是亲家，或者亲家婆婆和娘家爸爸，也是这么一立，没有行礼的。可是如果两个都是男的，比如我公公和我爸爸见面，就都要行礼，两个女的见面也都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