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健锐营走出来的八旗后人 吴淑华口述（第3/6页）

我婆婆死了，到我后婆婆来的时候注167，家里人就雇来一个奶妈，是农村老太太，不是满族的，一打听她正好生了个小姑娘，奶正好，正合适。后来他爸爸把仨孩子和奶妈都带到了山西，我这老头子吃了八年奶，才算离开这奶妈，关系挺好的。后来我生第三个孩子，小名叫小停，正是停战注168那天生的，兵荒马乱的不好找人，我爱人就和我商量把奶妈叫来给我侍候月子。我大儿子叫她“李妈”，她就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爸爸还吃我奶呢，你管我叫李妈，你得管我叫奶奶!”她1952年才去世。

我当过好多年媳妇儿，当时我是老大，没妯娌。我有一个大姑子，俩小姑子，仨小叔子，我那仨小叔子一个12(岁)，一个15(岁)，一个17(岁)，两个小姑子一个6岁，一个7岁，后婆婆生的。那时候就不请安了，就是吃饭，新媳妇得给大伙儿鞠躬，晚上吃饭又得鞠躬，到一个月为止。这还算开放的。反正一早儿起来，我给他们做好了饭，坐圆桌，我坐最后一个位子。人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才坐下，到最后就剩熬白菜了，(所以)到现在我不吃熬白菜。我丈夫上头一个大姐没结婚，那大姑奶奶更了不得。人家嫌她岁数大，她也挑，后来三十九、四十七八了，嫁到云南，给国民党一个少将，是续弦。

3.我自己

吴：我家是地主，家里有一顷多地，在香山里头，还有三四处房子在城里边。解放后地就收了。解放前我老头在救济总署工作，比如说每月挣100块钱吧，一解放，工资降到40(元)。这么几口人就指着工资花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那时我们住在地安门东吉祥胡同11号，章伯钧住12号，正挨着我们家，他太太是北京妇女联谊会的副会长。注169有一年“三八”节，她让街道组织这几个胡同的妇女游了一趟行，由胡同里头走到地安门转一圈儿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就三十来岁嘛，游行完了以后她就把认字的六七个人留下谈话，剩下那五六十人都是不认字的家庭妇女，就都散了。我算认字的呀，她问我能出来工作吗？我说不能，我家里还有孩子，她说这样吧，这几个不认字的组成一个服务站，就是做衣裳，缝缝补补的那服务站，她说你呢就参加服务站工作，她问我会裁衣服不会，我说我不会，我哪儿会裁这西服衬衫什么的？我只会做简单的裤子。她就把一个南方浙江那边儿的人找过来，这人姓黄，她是有文化的，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说让她成立一个服务站，找我给干活儿，我不会蹬机器、裁衣裳，就给她登记，领线哪，算工资呀，就干点这个。就在对门儿，也不耽误我弄饭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工资，也不算参加工作，我为的是慢慢儿找工作，这不是妇女联谊会么，要不我上哪儿找工作去？我认得谁呀？

后来说净干活也不成，还得学习，就去西四兵马司那个妇女联谊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刘清扬给讲，她是妇女联谊会会长。李建生是副的，办公室主任。管行政的是杨钟健的太太是秘书长。注170我一个礼拜去一趟。

我婆婆不是地主么，她看我老出去，给共产党在一块，她害怕，就不满意，又没别的办法，就不给我看这个女儿小停，我又不能把小停锁到屋里，后来我出去，只要她(小停)一追我，我就把她痛揍一顿，因为我到西四一去就学习半天，如果不揍她，她走丢了怎么办，她奶奶又不管，结果她让我打得，得了个尿裤子习惯，我一换衣服，她以为我又要打她，她就尿裤子。

这样有一年多吧。杨钟健的太太说科学院有个全国科协是科联和科普两个单位，在文律街那儿。科联是学会，做学术报告什么的，科普出书，到处讲演，后来合了。我去的是科联。杨先生把我介绍到地质学会，算这个学会的干部，也兼管古生物学会的事儿。管开会发信、发通知，刻蜡版，这些事原先都是由教授们兼管着，我去了就上半天班，没什么太多事。学会在东河沿儿，我家住地安门，下午我就还干服务站的活儿去，在一边待半天儿，蜡版我也会刻了。后来数学会的干部岁数大了，不想干了，我就调到数学会去了，也是发信分信、登记什么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