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3/29页）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