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2/29页）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富裕、自由、宽容、浪漫和昂扬。

直到8世纪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