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2/19页）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写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有过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