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4/23页）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