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接受“裸体艺术”，到底有多难？（第3/4页）

但是，刘海粟并不买账，给孙传芳写了封看似商讨，实则拒绝的回信：

……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钜大，邀集当世学术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先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

这封回信，刘海粟一连找了几家报社，居然没有一家敢刊发，最终史量才大笔一挥，刊发在了《申报》上。

不仅拒绝，还发在媒体上，这不仅是不给孙传芳面子，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于是，孙传芳下密令关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缉拿刘海粟。因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地处上海法租界，孙传芳不能派人直接从法租界捉拿刘海粟，就电告上海领事团和交涉员许秋枫，交涉封闭美专、缉拿刘海粟。

在这件事上，法国驻沪领事还专门为上海美专辩论了四次，表示美术学校都使用人体模特，但孙传芳一直不肯放弃。最终，刘海粟只能逃亡日本。

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生和人体模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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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模特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因刘海粟的被迫逃亡而停止。

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倡“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社会上对人体模特使用的态度倒反而有点松动了，有点“姑妄允之”的意思，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1949年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又让人头疼起来。

1964年5月，在“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我意应坚决禁止，我绝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

3个月后，文化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上书中央，表达了不同意见——“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

关于美术院校是否应该使用人体模特这件事，最终被一路呈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前。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来函的首页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那句“小有牺牲”，让“人体模特”又活了过来——但不到一年时间，“文革”爆发，再也没有人敢用，也没有人敢当“人体模特”了。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43岁的雕塑家唐大禧被抽调到南京雨花台为烈士群像做雕塑。在通过广播收听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后，他创造了当年轰动全国的雕塑《猛士》。

《猛士》雕像

在刘海粟使用人体模特过去了65年之后，唐大禧这个以裸女为主题的雕塑参加广东省美术展，依旧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观众斥责这个雕塑“下流”、“出格”、“不合国情”。当时的一位文化厅副厅长还用笔名在《羊城晚报》上刊文，称这个雕塑会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

最后，还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一锤定音，对省委宣传部干部说：“你们领导文化工作，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与《猛士》有类似命运的，还有1979年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被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哪怕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依旧因为画中有几个裸体少女的形象，一度被用薄板遮挡了起来，直到1990年薄板才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