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社会革命（第2/2页）

工厂

这些通过“禁止工会成立”的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真正的追随者。在大革命时期，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谈论“自由”，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死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尚的品德，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销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应该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整个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正走向消亡。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站在一边，应该让商业按其自身规律自由发展。

18世纪后半叶，既是一个对知识与政治的产生怀疑的时代，同时也是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取代旧有的经济观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蒂尔戈所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的规章制度、太多的繁文缛节、太多的官员试图推行太多的法律。“取消官方的特权”，蒂尔戈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团结经济学家们的著名战斗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撰写他的巨著《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大声疾呼。30年后，当拿破仑政府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欣然聚首维也纳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工业生活中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在这一章开头就已经谈到过，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帮助，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机器甚至使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承担拿破仑战争的所有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们）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的野心不断膨胀，开始想插手政治。他们试图与那些仍然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一决雌雄。

在英国，议会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议员，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议会中竟然连代表都没有。1832年，资本家极力促成修正法案，对选举制度做了修改，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但是，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发言权。工人们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正式写在文件上，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人民宪章》。有关这份宪章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直持续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激进势力或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委任年逾八旬的威灵顿公爵为军队指挥官，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已经被四面包围，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但是，宪章运动因其领导不力而自行夭折了，暴力事件并没有发生。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资产阶级”这个词，因为它已经成为鼓吹社会新秩序的信徒们的陈词滥调）逐渐控制了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地，将它们变为悲惨的贫民窟。正是这些贫民窟，在欧洲城市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