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民族独立（第3/9页）

在1821年这个多事之秋，同年，希腊也发生了暴动。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组织就一直为暴动作准备。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先发制人，赶走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接着，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反击。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他是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1821年的复活节，土耳其人把希腊大主教处以绞刑，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希腊人则返回了摩里亚半岛首府特里波利，屠杀了那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屠杀了那里2.5万名基督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做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但是梅特涅却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作自受”（在此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那位殿下的原话，他对沙皇说：“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行熄灭”）。于是，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去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在土耳其人的要求下，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国旗又飘扬在雅典的古老堡垒——雅典卫城的上空。随即，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平定了这个国家。梅特涅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以为这“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很快就会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梅特涅的计划再一次因英国人从中作梗而流产。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强大海军，而是它数之不尽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明白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他们从不违法乱纪，不过，他们也拒绝他人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政府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暴徒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热衷于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群的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无论多么不受人欢迎，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民众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为日常生计忙碌奔波，很少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穷苦百姓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古怪”邻居，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公共葬礼，并以他英勇的骑士精神作为榜样来教育孩子们。

门罗主义

即使是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也无计可施。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增援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澎湃的诗歌让全欧洲人为之热泪盈眶。3个月后，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他们的英雄死了，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英雄拜伦的壮烈牺牲，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自由事业大声疾呼。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前往希腊。救济金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那里正在忍饥受饿的起义英雄们。

在英国，乔治·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发现第二次挫败梅特涅的时机已经到了。此时，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蓄势待发。他们的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因此他们派出了军舰。作为基督教的忠诚捍卫者（法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甘落后的法国舰队也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一举摧毁。胜利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欧洲历史上空前热烈的欢呼。那些在本国享受不到自由的西欧人和俄国人，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1829年，希腊和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获得了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以惨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