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第2/6页）

而我却有。我不仅有一番理论。如我所说，我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没有，那是吹牛：我实际上是说，自这个话题产生到解决经过了两年。我给一个相当势利的学者写过信，他甚至建议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不错，我猜想，他必须保护他的领地。但是，有人告诉了我卢西恩·安德里先生的名字。

我决定不给他写信；毕竟我写信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很成功。相反，我在1982年8月，对鲁昂进行了一次盛夏之旅。我下榻在北方大酒店，与大时钟相邻。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一根排粪管从天花板通到地板上，虽然管子被包了起来，但毫无作用，它每隔五分钟左右便对我大声吼叫起来，好像它运载着整个酒店的粪便。晚饭后，我躺在床上倾听着高卢人的排泄物断断续续地一阵阵地响起。接着，大时钟报时了，传来了一种响而不亮的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钟声是从我的衣橱里传出来的。心想，这怎么可能入睡啊。

我的担忧因误解而起。十点以后，排粪管安静了下来；大时钟也不报时了。在白天，它也许是一道旅游的风景，但是鲁昂人考虑得很周到，当游客要睡觉的时候，便断开了报时装置。我熄了灯，仰面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福楼拜的鹦鹉：对费莉西泰来说，它是怪模怪样且又合乎逻辑的圣灵的替身；对我来说，是带着翅膀、难以捉摸的作家声音的象征。当费莉西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这只鹦鹉返回到她的身旁，形象大了许多，迎接她进人了天堂。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心想，我可能会在梦中见到些什么呢。

我的梦里没有鹦鹉。相反，我梦到了铁路。梦到了战时的某个时候，在伯明翰换车的情景。远处的守车在站台的尽头，正徐徐驶出来。我的手提箱擦着我的小腿。列车一片漆黑；车站灯光昏暗。一张我看不清楚的火车时刻表，表面的数字一片模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希望；再也没有火车了；凄凉，黑暗。

这样的梦如果有意义时，你会认为可以梦想成真吗？但是梦是不知道它们如何受到梦想者青睐的，就如它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细微差别一样。车站的梦，我每三个月会梦上一回，只是重复同样的梦，像一圈环形胶卷不断重复放映，直到我醒来时感到压抑气闷，情绪低落。那天早晨我醒来时，耳旁是时间与粪便两种声音：大时钟与我房间角落里的排粪管。时间与粪便：那是古斯塔夫在哈哈大笑吗？

在主宫医院，同一位穿着白外衣的憔悴看门人又带我参观起来。在医学区域，我注意到了被我以前忽视的东西：一台自助式灌肠机。那是一种遭到古斯塔夫痛恨的东西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它由一张窄凳、一个空心尖状物再加一个垂直的把手构成。你骑坐在凳子上，伏到空心的尖状物上，然后给自己灌满水。至少它可以让你私下里灌肠。我与看门人都不怀好意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说我是医生。他笑了笑，然后去取一件他说定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回来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硬纸板鞋箱，里面是两颗保存良好的人头。人头上的皮肤依然完好无损，似是岁月已使皮肤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大概是像一罐陈年的红葡萄酱那样的棕褐色吧。大多数的牙齿还未脱落，但是眼睛与头发没奋留下来。其中一颗头颅重新装上了一头劣质的黑色假发与一双玻璃眼睛（眼睛是什么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它们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这种企图使这颗头颅显得逼真的努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看上去倒像一张孩子的恐惧面具，一张放在卖化装舞会物品的商店橱窗里的万圣节“不请客就捣乱”的脸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