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第3/4页）

那年夏天，我也没有打破每年去意大利看望我母亲的惯例。从曼谷出发，我踏上古老的火车路线到达佛罗伦萨：超过两万公里，途经柬埔寨、越南、中国、蒙古、西伯利亚……从这段行程本身来讲，它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只是很久没有人这么做了。整个行程长达一个月，伴随着火车咔嗒咔嗒的前进声和不同国家的火车头各异的汽笛声，翻越那些在地图上看起来仍像地球小碎片的异国他乡。

我从拉斯佩齐亚返回东亚，这次带上了我的妻子安吉拉。我们登上老旧的意大利邮轮，踏上了一条伟大的经典路线：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我们是船上仅有的两名乘客。除了我们，剩下的就是两千箱货物和十八名意大利海员。

如果没有占卜师的预言，我绝不会经历这些事，1993年也将如其他年份一般寻常，没有一件事可以像上述的经历一样标志时间的流逝。

一名记者的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伟大的故事？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能有一两次。我已然拥有了此等运气：1975年春天我在西贡，共产党的到来结束了越南战争，越战之于我这一代人，就像西班牙内战之于海明威和奥威尔；1991年夏天，我正在苏联国土上，恰巧赶上了苏联解体。如果我真的足够好运，或许有一天，我还有机会目睹别的大事。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继续培养好奇心，观察更隐蔽、更平常的事物。

除了不坐飞机，我还下了另一个决定，作为对这个游戏的逻辑性延伸。这一年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占卜师，最强大的魔法师，最灵验的神使、预言家、先知，让他们推算我的未来，解读我的命运。

他们风格各异，每一次见面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一路上，我从他们那里收到了许多警告和教我如何生活的明智建议，也获得了油、护身符、药片、粉末和药方，帮我躲避各种危险。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带在身上，到了年底，我都快被这样的小玩意儿、小瓶子和纸袋子压垮了。每一样物件都代表某种我必须避讳的禁忌：毋庸置疑，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其他的，在每一种系统中，要想获得某种益处，那就必须作出牺牲，付出一些努力。我相信，这条原则几乎完美，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并不能严格地遵从所有的“职责”。

如果我遵守了所有的劝告和禁律，我的生活会比仅仅避免坐飞机要复杂得多。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上，我遇到一位巫医，他警告我，永远不要对着太阳小便。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不要对着月亮小便。在新加坡，一位女萨满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古汉语，忠告我不要再吃狗肉和蛇肉。一个预言家让我不要再吃牛肉，另一个建议我从此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乌兰巴托的老喇嘛看着干牛粪的火焰上缓慢燃烧的羊肩胛骨，从裂缝中解读我的旅程，然后递给我一小包喷了香水的干草。草料来自蒙古草原，遇到危险时可以拿出来闻一闻，跟嗅盐差不多。虽然我穿戴整齐，但是金边外的僧侣朝我身上泼了水，他曾经把同样的水泼到当地的癫痫患者身上。

大多数占卜师不过是个性鲜明的普通人，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只是为了谋生。但是，其中一些确实非常了不起，他们深谙世事人心，带着特殊的通灵禀赋，可以准确地读心，并看到常人不可探知的“创伤”。我时常思索，他们是否真的具有特异感知力。这可能吗？难道人类历经数千年，丢失了某种能力，恰好被他们继承？

世界的历史本身就带有各种预言和先兆，但是我们下意识地觉得那都属于过去，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然而，在亚洲的种种事件中，玄学几乎和经济、意识形态发挥着同样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星学、手相学，从一个人的面相、脚底甚至茶杯中喝剩下的茶叶解读未来，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也包括巫医、萨满和风水师。新生儿起名、买地、股票抛售、修房顶、出行择日、宣战择日，都被这样的规则支配着，虽然这与我们的逻辑毫无关联。无数桩婚事的安排、无数栋建筑的规划和建造，都按照这些规则来执行。影响所有群众的政治决策也需要参考占卜大师的建议。

人类坚持不懈地追寻生命的意义，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获得预知未来的窍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汉字的出现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为了与神交流询事。“我要与我的邻国开战吗？”“这场战争能赢吗？”皇帝将这些问题写在一块扁平的骨头上，骨头由烧热的针穿凿后，放在火上烧炙。神谕就在骨头的裂缝中——有人知道怎么解读。这些刻着意形符号的骨头可追溯到三千五百年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汉字“手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