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

我曾多次同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相遇。每次相遇都使我久久难忘。我这就来讲其中一次相遇的情况。

这还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战争刚爆发时的事。我由蒂拉斯波尔附近的前线乘军用卡车抵达敖德萨，在火车站附近下车后，便直奔“伦敦饭店”。

我在阒无一人的普希金大街上匆匆地走着。天方破晓，下着瓢泼大雨。

战争爆发没几天，敖德萨的居民就用水把烟炱调稠，抹在南方白色的房子上。人们认为黑房子不像白房子那样容易在空中被发现。

把房子抹黑这件相当费力的事，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迷彩”，可结果却完全是白费力气。这年夏天雨水特别多。第一场雨下来，就把房子冲得褪了色，只剩下一道道肮脏的水迹。

我沿着普希金大街走去，发觉这座我早就熟悉的可爱的城市已面目全非。这既是敖德萨，同时又不完全是敖德萨。我看着这座城市，觉得我好像是醒着的，同时又是在做梦。

雨水凶险地从落水管中哗哗地宣泄而下。四周除了雨点急促地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响声外，没有一息声音。大概只有水淋淋的洋槐树叶发出的气味提醒人们，没有多久前这儿还是骄阳似火的炎夏。

当时不知为什么，我深信战争带来了一种新的空气。它把原先笼罩着大地的老的大气层，柔和的、温馨的、有时是雾蒙蒙的大气层一扫而光，代之以使一切地方、一切东西顿改原形的严酷、冷峭、空无一物的空气。这种新的空气好似稀释的硝酸甘油。它的气味像焦煳味再加上刺鼻的药物味。

想必是由于这种陌生的空气，由于大街小巷中死一般的沉寂，由于雨天的阴湿，我感到极度的孤独，仿佛走进了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

所以当我在“伦敦饭店”昏暗的前厅里，看到有个胡子拉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用一条雪青色背带吊着裤子的老头儿时，我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老人正坐在柜台后边看亚历山大·大仲马的《玛戈皇后》。

他面前点着一根黄色的蜡烛头，火苗一动也不动，一缕好不容易才能看到的青色的炭气，像根麻线一样由火苗中盘旋着向上升起。

“您是门卫吗？”我没有把握地问。

“假定是的吧。”

“可以在你们旅馆住宿吗？”

“多么奇怪的问题！”老人见怪了，“旅馆里一个人也没有。房间尽您挑。套间或者单间，悉听尊便。如果您喜欢讲排场，一个人可以住两套房间。哪怕住三套也行。而且分文不收。不顾血本，全部奉送！”

门卫说的这句话是旧社会的生意人和推销员的用语。

“不顾血本，全部奉送！”老人又重复了一遍，“再说您付钱给谁呢，一个人也没有了。旅行社已经撤退。我在这儿看守房子。”

“难道旅馆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问道，因为我听到走廊里响起碎玻璃的声音。

“怎么没有？！”老人气愤地提高了嗓门，“难道您不把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算作人吗？”

“他在这里？”

“那还用说。您倒说说看，他不待在敖德萨，还能待到哪儿去。我早就认识尤里·卡尔洛维奇了。他是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生活的，那时敖德萨热闹得像旋转木马，整日整夜打着转。那年月，什么没见过呀：轮船、乌托奇金[78]们、时髦的女人、花花公子、船长、江洋大盗、意大利歌剧女主角、名医、小提琴演奏家，我全认识。我不认识，谁认识！现在敖德萨遭难喽。可人家奥列沙当年在这儿，现在仍然在这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敖德萨人，您懂吗！这会儿，他正一个人待在客房里。他生了一场病。每回空袭警报时，我就劝他去地下室躲躲。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反而跟我开起玩笑来。他跟我说：‘索洛蒙·萨耶维奇，请您看着点儿，德国鬼子轰炸的时候，可别让他们把我的童话《三个胖国王》里写的那几盏路灯给炸坏了。’叫我回答他什么好呢？我只得也跟他开玩笑。我对他说，要是我做得了主，那我准把那几盏路灯给镀上银，让敖德萨永远记住这本书。”

我上楼直奔奥列沙的房间。他正倦容满面地坐在桌子旁，用他那龙飞凤舞的粗大的字体写着什么。

我们热烈地互吻了好几次。奥列沙没修面，一脸扎人的胡楂，人瘦得形销骨立。他刚生过一场赤痢。脸色憔悴蜡黄。可是一对眼睛却仍同往日一样锐利，含着善意的嘲弄。也同往日一样，这双眼睛随时打算燃起幻想和招之即来的灵感的火焰，随时打算射出确切而又出人意料的比拟的闪光。他一开口，生活顿时变得有意义了，光明了。是什么使生活变得这样的呢？是他的幽默、诗意和刹那之间就可洞察人的心灵的观察力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