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自己的良心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时候，才会充分感到欢乐。[1]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里加海滨沙丘上的一幢小屋里。整个海滨都被白雪淹没了。积雪不断从参天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坠落下来，散为雪尘。

积雪坠落下来，有时是因为吹过一阵风，有时是因为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每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毕毕剥剥咬开松球的声音。

小屋就在大海边上。但要看到大海，还得出栅栏的小门，顺着一条在雪地上踏出的小径走上一小段路，途中还要绕过一幢门窗都已钉死了的别墅。

别墅的窗户打从夏末起就已拉上了窗幔。那一条条窗幔随风微微地拂动着。想必是风穿过肉眼看不见的罅隙吹进了这幢空屋的缘故，但是从远处看去，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人正在掀起窗幔，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你的行踪。

海水没有结冰。漫漫的白雪覆盖了海岸，直达水边。积雪上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

每当海上涌起波浪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拍岸的涛声，而是冰层的坼裂声和积雪沉陷的窸窣声。

冬日的波罗的海是荒凉的、阴郁的。

拉脱维亚人称波罗的海为“琥珀之海”。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而且还因为海水隐隐地泛出黄澄澄的琥珀色。

地平线上终日堆满层层叠叠的浓重的阴霾，遮蔽了低低的海岸的轮廓。只有在大海上空，阴霾中有些地方垂下好些毛茸茸的白练——那里正在下雪。

这一年，鸿雁北归得过于早了，不时落到海面上鸣叫。焦灼的鸣声在海岸上远远地传开去，但是没有引起一声应和，因为冬天海滨的树林里是几乎没有鸟的。

在我住的那幢小屋里，白天过的是我久已熟稔的生活。木柴在彩色瓷砖的壁炉里毕毕剥剥地燃烧，打字机发出低沉的嗒嗒声，沉默寡言的女服务员莉莉娅坐在舒适的门厅里编织花边。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自然。

可是一到晚上，无边的黑暗便团团围住了小屋，松林仿佛移到了屋子的紧跟前。当你离开灯光明亮的门厅，走到屋外，孑然一身面对着寒冬、大海和黑夜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

大海伸展到千百里外的黑沉沉的远方。海上看不到一星灯火，也听不到一息涛声。

小屋像是世间最后一座灯塔，孑立在雾茫茫的深渊边上。大地到此就猝然断裂了。可是小屋里却仍然若无其事地亮着灯光，收音机播送着乐曲，柔软的地毯使人走起路来连声音都没有，桌上摊开着书本和手稿，这种恬静的氛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由此往西，隔着浓重的阴霾，在文茨皮尔斯[2]那边，有一座小小的渔村。这是个普通的小渔村，矮矮的房子，袅袅的炊烟，一张张渔网张在风中等待晾干，一艘艘黑乎乎的小汽艇被拉到了沙滩上，一条条易于受骗的毛茸茸的狗在各处窜来窜去。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拉脱维亚渔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有多少目光羞涩、嗓音清脆、淡色头发的少女变成了皮肤粗糙的、矮墩墩的老妇人，终日裹着厚实的围巾。又有多少两颊红润、戴着漂亮鸭舌帽的小伙子变成了满脸刚须的老头儿，睁着一双双与世无争的眼睛。

可渔夫还是和几百年前一样，出海去捕捞鲱鱼。而且和几百年前一样，并非所有的渔夫都能生还。尤其秋天，当风暴在波罗的海中卷起狂澜，寒冷的浪花像开了锅一般沸腾的时候，更是如此了。

然而尽管发生过不知多少次海难，尽管曾不知多少次摘下帽子以悼念葬身鱼腹的伙伴，渔民们却仍然继续他们的事业——那充满了风险的、繁重的、由祖辈和父辈传下来的事业。人不应当向大海低头。

在村旁的海中兀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石岩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岩壁上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这行铭文远远就能望见。

我知道这行铭文后，觉得它跟一切墓志铭一样，不免有些忧伤。但是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极有英雄气概的铭文。它说明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不管风险有多大，也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铭文作为卷首语，题在每一本描写人类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书本上去。对我来说，这行铭文可以读作：‘悼念所有曾经征服和将要征服这个大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认为这行卷首语也适用于叙述作家劳动的书。

作家一分钟也不应屈服于苦难，不应在障碍面前退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家都必须不间断他们的事业，这事业是先辈们传给他们，同时代人托付给他们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得好，要是文学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