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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心想，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受害者换作别人，他或许不会这么伤心难过。

就在那一秒，马特·扎列斯基突然感觉喘不上气来，胸口一阵颤振，好像里面有只小鸟在挥着翅膀拼命想要出来似的。这种感觉让他惊恐万分，出了一身的汗。在多年前的欧洲战场上，面对滚滚而来的德国高射炮和B17–F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他也是这般心惊肉跳，虚汗直流。不论今时往日，他都知道，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马特还知道，他这是心脏病犯了，需要有人来帮忙。他开始浮想联翩——他要打电话，不管有谁来，也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叫他们给芭芭拉捎信，因为他有话想对她说。他说不好到底想说什么，但只要她来了，他想说的话自然就会脱口而出。

可问题是，等他下定决心去拿电话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再也动弹不得了。他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右侧身体已经毫无知觉，甚至都感觉不到胳膊和腿的存在了。他拼命想要呼喊，可是，令他吃惊沮丧的是，他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他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办法出声。

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要对芭芭拉说什么了，他想说，尽管他们有过分歧，但她还是他的女儿，他依然爱她，就像他爱她的母亲一样，芭芭拉在很多地方都很像她的母亲。他还想说，如果现在有机会化解两人的矛盾，不论如何，他都会尽力去多理解她和她的朋友，从现在起……

马特发觉，自己的左半身还是有知觉的，也有力气动弹。他用左臂作为杠杆，拼命支撑着自己站起来，可身体的其他部位却不听使唤，于是，他滑倒在办公桌和椅子之间的地板上。不久之后，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现了他，他意识清醒，只是眼睛里透露出沮丧和痛苦，以及绝望的挣扎，因为他想要说话却完全发不出声。

后来，救护车又开进了工厂里，这是那天晚上这里第二次叫救护车。

“你知道的吧，”第二天，福特医院的医生告诉芭芭拉，“你父亲之前发病过一次。”

她对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事到如今才知道。”

这天早上，厂里已经有一位秘书汇报过了，这个人就是艾因菲尔德女士，她良心不安地报告说，马特·扎列斯基几个星期前发过一次病，但并不太严重，那天是她开车把他送回家的，并在他的劝说下对此事保持缄默。公司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将此事告知芭芭拉了。

“把两次发病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医生说，“符合经典案例。”他是一位心脏病专家，头部秃顶，面如土色，一只眼睛下面的肌肉微微抽搐。芭芭拉心想，看来他也是一个工作太卖力、太拼命的人，在底特律，这样的人太多了。

“假如我父亲没有隐瞒第一次的发病，现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专家耸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假如他没有隐瞒病情，可能会早一些接受药物治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不论如何，现在谈这个问题都没什么意义了。”

这番对话发生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外间里。她可以透过玻璃从窗外看见父亲躺在里面四人间的一张病床上，嘴里插着一根红色的橡皮管，连接着旁边立着的灰绿色呼吸机。呼吸机正均匀地喘息着，呼哧呼哧地帮助他呼吸。马特·扎列斯基紧闭着双眼，医生已经跟芭芭拉说过，她的父亲虽然现在还处于睡眠状态，但必定有醒来的时候。她很想知道，他是否能看见在自己生命的紧要关头，离他最近的另一张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

“有这么一种可能，”医生说，“你父亲在早年间就有心脏瓣膜损伤。然后，他第一次中风发病时，虽然病情没这么严重，但是心脏上却掉落了一小块凝块，流入了他的右脑，而右脑控制人的左半身，左撇子除外。”芭芭拉心想，这一切都丝毫不近人情，就好像是在描述机器的常规部件，而非人类突然间的心力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