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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侍撤下烤面包片盘子，我请他再来一杯柠檬水，多加些冰。我啜一口端来的柠檬水，再次用杯子冷却额头。

“假如敏不接受我怎么办？”堇在第一篇文章最后写道。“那样，我恐怕只有重新吞下事实。必须流血。我必须磨快尖刀，刺入狗的喉咙。”

堇想表达什么呢？莫非暗示自杀？我不这么认为。我未能从中捕捉到死的气息。其中的感觉是向前的，有一种将计就计的意志。狗也罢血也罢，终究不过是比喻——如同我在井头公园长椅上向她说的那样。它意味着以巫咒形式赋予生命。我是作为比喻（使故事获得魔术性的过程的比喻）来讲那个中国城门的。

必须从哪里刺入狗的喉咙。

哪里？

我的思考撞上硬壁，再也前进不得。

堇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她该去的场所在岛上什么地方呢？

堇掉入某个人迹罕至的井一般深的场所，在那里等人搭救——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样的图像从脑袋里赶走。她大概受伤了，又饥又渴又孤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但是，警察们明确说过岛上一口井都不存在，也没听说镇郊有那样的洞穴。“岛非常非常小，一个洞一口井，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想必那样。

我一狠心做了一个假设：

堇去那一侧了。

这样很多事情就不难解释。堇穿过镜子去那一侧了，恐怕到那一侧见敏去了。既然这一侧的敏无法接受她，那么势必那样。不是吗？

她写道——我捋出记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冲撞呢？理论上很简单，那就是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那里。”

疑问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如何才能去那里呢？

理论上很简单，但无法具体说明。

于是我折回原地。

我想东京，想我住的宿舍、我任职的学校，想我偷偷扔在火车站垃圾箱里的厨房生湿垃圾。离开日本不过两天，感觉上却完全成了另一世界。还有一星期新学期就开始了。我想象自己站在三十五名孩子面前的身姿。远远离开后，觉得自己职业性地向别人讲授什么这件事似乎非常奇妙、非常悖乎事理，即便对方是十来岁的儿童。

我摘下太阳镜，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戴上太阳镜，眼望海鸟。

我考虑堇，考虑搬家时在她身旁体验到的无可遏止的勃起。那是从未有过的急剧而坚硬的勃起，就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要胀裂似的。我那时是在想象中——大约是堇所说的“梦之世界”——同她交合，但那感触在自己记忆中却比同其他女性的现实交合还要真切得多。

我用杯里剩下的柠檬水把口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冲下喉咙。

我重新返回“假设”，并试着把假设向前推进一步。堇在某处顺利找到了出口，我这样单纯地假定道。至于那是何种出口和堇是如何发现的，则无由得知。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后面。但不妨将它作为一扇门。我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具体情景。门是普普通通的墙壁上的普普通通的门，堇在某处发现了那个门，伸手转动球形拉手，毫不费事地直接穿过——从这一侧走去那一侧，身上就那么一件薄绸睡衣、一双沙滩鞋。

门另一侧什么光景我想象不出。门关上了，堇一去不复返。

回到别墅，用电冰箱里的东西做了简单的晚饭：西红柿拌罗勒的面、色拉、阿姆斯特丹啤酒。之后坐在阳台上，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谁也没打电话来。雅典的敏想必正设法同这里联系。岛上的电话很难寄予希望。

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地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上打孔。爬上斜坡的风轻轻摇颤扶桑树的花。突堤前端矗立的无人灯塔闪烁着颇有怀古情调的光。人们牵驴缓缓走下坡路，高声交谈，那声音忽儿近前忽儿远去。我静静感受着——莫如说将其作为常规景致——这异国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