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中书向我简体字版的读者朋友所写的一篇交代（第2/7页）

直到有一天，我跟随家父到当时的国光戏院去看戏——那一夜是由小大鹏贴演的《安天会》——只见戏台上古灵精怪、活蹦乱跳的一只孙猴子，使一根如意金箍棒，神来打神、佛来打佛，纵横全场无敌手，真个是呵风叱雨、威武英雄。令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那小伶工的功夫艺业，还有他手里使唤的那根棍子——在全剧的武打高潮部分，孙悟空从下场门逆向翻跃而出，原先手中那支软溜溜、弹晃晃、看得出是藤条制成的如意金箍棒忽然换成银色的了。隔着几十尺的距离，我依然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根棍棒的重量和威力——那是一根精钢铸炼的家伙；孙猴子一举双臂、往头顶舞成一个圆圈儿时，真有滴水不漏的严密。待他势子向前后左右四方劈捣抡扫之际，又只觉眼前猛可窜出来千只万只的小银蛇，乍一张口吐信，随即消失在另一只小银蛇的口吻之中。我认为那一夜的《安天会》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它向我启示了“完美武器”的形象——一根闪烁着银色光芒的棍子，径圆，首尾两端粗细相当，几乎没有不平衡、不对称的部分，以及（最重要的）它晶光剔透、明亮熠耀的银色。

然而，当我试着要把这根棍子描绘在画纸上的时候，关于“完美”的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又来了。我根本没有能力用任何一支笔把这样的一种东西画在纸上。起初，我用的是一支钢笔。笔尖沿着米达尺的边缘划过——这是棍身的一侧——但是当我准备移开米达尺的刹那，停顿处多余的一丁点儿墨水总会顺尺而下，将纸面漫涣得一塌糊涂。接着我试了铅笔和原子笔。两者其实皆无法涂画均匀；即便是在一条直线之中，往往都难以控制色度和笔触。稍后我接受了家父的建议，借他平日用来画古战图的鸭嘴笔。毕竟我所要画的只是两条长不过十公分、相隔不及两毫米的线条而已，鸭嘴笔使弄起来的确非常称手，我一画就成功了，非但没有多余的涣染，连墨色都比较深浓、清晰。不过，在惬意地望着纸上那两条漂亮的平行线的时候，我不该拿起一枚横置于玻璃垫旁的放大镜，朝那“完美的武器”比划了一下——透过一片也许不到一公分厚的凸透镜，鸭嘴笔描绘的神话猛可消失了；我赫然睇见那两条并行线不堪审视的粗陋细节。它们就像是饱濡墨汁的拖把刷过一片凹凸不平的卵石地面所留下的污痕一般。

如果我没有刻意涂消自己的记忆，那么这段微不足道的往事的结局就是它根本没有结局。我再也没有为“完美的武器”烦恼过一秒钟；我甚至没有再为“完美”这虚假而浪费人精神和智力的概念而烦恼过。它不存在。

像天行者陆客和安迪那样在科学界讨生活的人明明知道“自然界里没有一条真正的直线”，但是他们不会就此忘记或扔掉这个问题；正相反，他们没事就会把这个问题从箱子底下、破皮夹里或者你绞尽脑汁都猜不出来的某个旮旯儿挖出来，作为了解这个世界的新起点。而我不一样。当我不期而然、经常地想起“自然界里没有一条真正的直线”或“直线是不自然的”这样的话语之际，只不过再一次确信：真正的直线是连人也无能制造的。直线之经不起检视一如“完美”之经不起烦恼一样。

那条弯曲如弓的橄榄枝仍旧紧紧握在孩子的手上，他用它来撩拨卵石的缝隙，不时地对我宣布：“夹狗屎。”我则仍然沉浸在关于宝剑的回忆之中。我的疑惑是：宝剑这个词究竟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昔日，我还念着小学的时候，我老大哥张翰卿在大导演李行手底下干道具。不知攀上什么缘分，同一个士林地面儿上的老寡妇结成了亲；虽然没能维持多少时日，可用我老大哥日后的话形容：“比成天伙着雷不怕泡‘大沟边儿’要上算多了，也干净。”冲着这话，家父足足有好几个月没许他到家来，还骂他“光长鸡巴不长脑子”。那老寡妇身边原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成人，连做儿子的也养了儿子。我老大哥便当上了现成的爷爷——不消说，我也算是个小爷爷了。我那沾不上血缘的孙子比我稍小个一两岁，可从小也是在片场里混生活的，自然比我要机灵得多、也成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