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5页）

马琴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总结运用了我国稗史小说的许多创作方法。他归纳为稗史七原则，即：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他在《八犬传》的创作中，着重发挥了隐微的手法。隐微就是隐晦，不把作者的真意直接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回味；也许读者一时琢磨不透，那就只好留待日后去觅知音了。在情节的设计上有隐微，在整个作品的寓意上也有隐微，即一个命题，或一个名字，几乎无不含有隐微。如开头的一段楔子，他说里见如无口出戏言之祸，怎有灭亡安西、成了安房一国之主的福？将爱女嫁给犬是祸，可是一变而出现了八犬士，成了辅佐里见的良将，犹如塞翁之失马。他把这个道理称之为倚伏，即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如事物之表里。他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对整个结构进行设计的。另外在人物的姓名中，也可借以示其将来的祸福。这种例子在我国的稗史小说中也是常见的。如在《三国志演义》中，凤雏死在落凤坡，被认为是犯了名实相副之讳。马琴蹈袭了这个情节，在第二回中设计了光弘在落羽冈（日文中“落羽”与“落马”同音）中箭落马身亡之事。他说在《水浒传》中也有许多这类的隐微之处，然而唐山的文人才子没有详细评论这一点，所以未能发现这个隐微的手法。如卢俊义最后落水身亡是因俊义这个名字，是将的鸟字旁去掉换成人字旁。乃是山鸡，因爱自己的影子往往落水被淹死。还有他的仆人浪子燕青，在《博物志》中有云：“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会为蛟龙所食。”卢俊义之溺水似乎也与用燕青这个仆人有关。这些虽似乎牵强附会，马琴却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如伏姬这个名字，是因在三伏所生，所以取名伏姬，后来竟成了八房之妻，伏字岂非又意味着“人犬”？又如八房这个名字，因它身上长有黑白的八撮斑毛，因而叫八房（房有一撮之意），后来则可理解为一尸飞向八方。诸如此类的命名很多，虽近似一种智力游戏，但是这种别具匠心的创作也为小说增添了新的情趣。他把这种手法称之为名诠自性，即名实相副之意，通过它也可暗示这个人的因果。

一部作品的寓意也是隐微，他称之为“文外之深意”。讲究运用隐微手法的马琴写了这部巨著，那么它的寓意是什么呢？依田学海认为这部小说是寓意尊王斥霸。此书一开始，便是消灭了弑君的逆臣山下定包。里见将军平定一国后首先是施行仁政，然后遣犬江亲兵卫仁去京都朝贡勤王。击败了两管领之大军后，又入贡京师表示尊王。就连对八犬士的赐姓，都要请示京师照准，这在战国时期是很少见的，因此得知他的意向是暗示尊崇王室。这个推论还缺乏其他足够的证据。而现代的日本学者则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产生于德川幕府十一代将军的家齐时代，是对该时代腐败政治的抨击和讽刺。他之所以采取隐微的手法，是因为直接讽刺当代的政治会招致笔祸。所以他便用历史演义的形式，把时代背景推至室町末期足利将军的时代，以足利义政影射德川家齐。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有发愤著书之说，《忠义水浒传》的李贽序中说，《水浒传》是发愤之作，施、罗二公身在元而心在宋，虽生在元朝却实愤宋事，所以破辽和灭方腊都是为了泄愤。马琴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因此认为他似乎也吸取了李贽所说的这种手法。德川家齐执政多年，隐退后仍执掌着幕府的实权，是一代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将军。其侧室有四十余人，所生子女五十五人，在宫廷里仅砂糖一天就消费一千多斤，只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其骄奢的程度了。幕府的财政赤字年年超过五十万两，全国面临体制危机。在家齐执政的五十年间，发生过许多次百姓暴动，其中在天保年间所发生的大盐平八郎的暴乱事件是最有代表性的。大盐平八郎是有实践性的阳明学者，对农民因天保的严重灾荒和过重的租税、劳役盘剥等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主张对农民应该轻租税、施仁政。在他领导下的农民暴乱，是以废除町奉行（地方一级的政府之长）所代表的由腐败的官僚所施行的腐败政治为斗争目标的，这和晁盖、宋江等梁山泊首领所打出的“替天行道”的旗号颇有相似之处。大盐之乱是执政者腐败政治的必然结果。马琴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所以才出现了妖虎，它是足利氏衰亡的前兆。现代的中日文学比较学家德田武先生认为，马琴是用隐微的手法，以妖虎影射了发动暴乱的大盐。妖虎既是足利氏灭亡的前兆，那么大盐之叛乱则是给执政者敲起了警钟。妖虎最后被犬江射死，大盐也终于遭到镇压。在他看来肇乱者必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然不足以达到劝惩的目的。他对《水浒传》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水浒传》如只有前七十回而无后五十回，梁山的一百零八名好汉，则只是占山为寇的强盗，而不是好人。待接受招安之后为朝廷效力才称得起忠义。最后受到奸臣们的陷害，多半遭到灭顶之灾，乃是作贼为恶的应得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