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以后,费因不再咧嘴笑了。

自那次摔落以后,他变了。他的嘴角阴郁地耷拉着,就像梅拉尼有次在古董店里见到的一个搞笑马克杯上的嘴。马克杯上有张红扑扑的、欢乐又活泼的脸,脸右上角写着“满”;可是,把杯子翻过来,杯底写着“空”,那脸上的眉毛高高挑起,嘴巴无精打采,沮丧地下垂着。

费因每时每刻都是“空”的。他极少开口讲话。他那些滔滔不绝的源头干涸了。他总是低着头。他变得比以前更脏了,经常接连三四天都不刮胡子,直到他的下巴就像穿了外套,或是长了一层黄霉菌,那雾蒙蒙的光像是一辆载满了耀眼红橘子的汽车。

最糟糕的是,他也失去了他的优雅。他摔下来,不可思议地保留住了完整,没有受到表面和内在的伤害,但摔掉了他行动举止的优美。

他走路蹒跚,像个老人。梅拉尼看到他就难过。他变成了一大块没能放进烤炉发了酸的面团,如果说以前那个音调柔和、舌尖打滑的费因让她烦扰不安的话,那么费因现在的样子几乎能剜下她的心脏。他不理睬她,不,不是故意不理,只是因为他把精力全集中在菲利普舅舅身上了。进餐的时光令人绝望。他很少吃东西,一直用狂躁歪曲的眼神紧盯着菲利普舅舅。

费因已经搬进了一个玻璃盒子,他住在那里,不管是她还是弗朗辛或是玛格丽特舅妈敲玻璃找他,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玛格丽特舅妈更加瘦削,更像幽灵。她的头发,那群挣扎着从发卡里钻出来的红蛇,是她身上唯一有生气的部分。在她红色的双眉下是一双红肿的经常暗自饮泣的眼睛。费因仍然温柔地对待她,有些心不在焉地吻她道晚安;可是仿佛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和她道再见。她的脸是一张悲剧面具,属于那种把她所有的儿子都送去战场然后每个小时都在等着死亡电报的女人。

红发人的小圈子被拆散了。梅拉尼更加依靠弗朗辛,不管怎样,他始终是同一个人。有些夜晚,他练琴的时候,她坐在他的卧室里陪着他,带着她的缝纫活,蜷躺在这张或另外一张窄床上。她开始帮着舅妈做这些永远做不完的缝纫活。现在,梅拉尼认识到,要是她想听他演奏,她已无须任何邀请;她只要打开门,走进来就行了。从那次跌落事故以后,玛格丽特舅妈再也没有离开厨房来吹长笛和弗朗辛合奏。

“菲利普可能会上来找什么东西。”她用粉笔写道。

但这是一个借口。她一个人在厨房里等着她的丈夫来杀死费因。

虽然她没有告诉梅拉尼,但她知道她是在等这件事。梅拉尼自己也在期待。她舅舅会在狂怒之下用一把刀或是一根木料刺死费因。费因的阴沉,他那些报复意味的表现,会促使这场谋杀突然降临到他身上。

这所房屋里的暴虐是能摸到的。它在冰冷的楼梯上摇晃,升空成为从磨秃的地毯里钻出来的可见的乌云。梅拉尼夜里总是感觉害怕,她的蓝色灯光熄灭了,维多利亚的儿童床隐约像个捕鼠夹子。她躺在薰衣草熏香的被单里发抖,恳求自己停下来,努力不去想费因说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说他希望她舅舅杀死他,那样他就会遭天谴。一天夜里,她起床,打开灯,凝视着耶稣仁慈柔和的脸,是壁炉架上的那幅画——《属于全世界的光》。他头戴荆冠微笑着。

“仁慈的主啊,”她说,“救助我,救助我们。”

但是没有救助。她的青春是绕在她脖间的岩石,是她的信天翁[1]。她太年轻,太软弱,太幼稚,无法面对那些野蛮的存在物,基于她自身短暂平直而且顺利的生命经验路线,那些东西的意志是让她发疯的急转弯。她徒然地躺在他们的前进之路上。另外,费因也已经忘了她;她只是个孩子。他轻易就忘掉她了,尽管他拽过她的头发,开过她的玩笑,吻过她(他吻过她吗?),还和她玩过战舰游戏,可是这些都不可能再次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