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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中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亮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嘛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他的后代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可能连姓也改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度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选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片亮丽的“后现代”。21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力。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栏，更没有秘密。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吴玉泰的春芽白毫”……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拾捡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