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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做不了手术，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人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为学问。我的六姐也是这样，一个助产士罢了，跟我的母亲说话也是en.rage/ hum.drum，成心让人听不懂。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不缺钱，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的哥哥们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山西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舅舅”，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了小狗阿莉的脖子上。有一个时期，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考得都是班上前十几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趾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彭佟麟读课文从来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

班里同学都不愿意跟彭佟麟玩，说他们家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

我们班上同学金雨钧的父亲有耳鸣症，耳中总响着京胡悠扬之声，甚至还有青衣的婉转唱腔，唱来唱去总是“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胆颤心又寒”一句，那是《玉堂春》里苏三的唱段，并非现今“mp3”的演奏，完全是一种病态，就是说，神经有毛病了。金雨钧托我给他父亲引见彭玉堂，治疗他父亲的耳疾，我说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绕一个圈呢。金雨钧说彭佟麟从来不跟女生说话，老是劲儿劲儿的。我说，他怎跟我说话呢，我也是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