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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干部将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头把我看了两眼，没说什么，拿着表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干部，男干部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女干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军官会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静而犀利，一双眼刀子一样，一直剜到我的骨头缝里，我立刻后悔了，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招工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女干部让我回宿舍等待，说分配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期间组织上还要做些调查了解。

自始至终，那位廖主任没说一句话。

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一周后接到通知，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实在是件很说不明白的事，县里欢送会都开过了，大红花也戴过了，腆着脸又回来了，怎么档子事儿呢。

工厂本以为招了个红彤彤的“革干”子弟，却不想越扯越复杂。去后顺沟招工的那位老几，可能肠子都悔青了。

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交汇处的罗敷河畔。

这时的 “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说它特殊是形势紧张，人人自危，大帽子满天飞，私下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我所在的农场是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和职工干部，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推卸包袱。罗敷农场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

青工班里就我一个女的，场长给我配备了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说平时参加劳动，农场谁有了小病小伤可以到我这儿来抹药。这让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脚医生王小顺，我问场长，我算不算赤脚医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让我出去学习几天，王小顺还培训了三个月呢。场长说，你算屁医生，你顶多是个半吊子卫生员，给你个药包，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的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事后打开药箱一看，所有药都是过期的，一瓶红药水只剩了一个硬底儿。

每天都开批判会，我们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杀了几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给秦始皇养出了小弟弟……我父亲讲的多是传说，大学教授讲的可全是历史了，货真价实，板上钉钉的历史。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更不知宋江打过方腊，好汉燕青和妓女李师师还有一腿。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