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丢失了“北京人”的身份。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 “打不散”、“压不夸”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去。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荡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饭食虽粗犷，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儿没咸一个跟头，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链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很快化作鼻涕繁衍在鼻腔，自责自己小资情调太重，真是应该下去好好改造的。看周围，许多知青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肉松和煮鸡蛋，这些我都没有，我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副铺盖和给知青发的一套藏蓝的棉袄棉裤。

席棚上贴着纸，写着“北京知青接待站”，当然是临时的，只要我们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来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事实也证明，自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我们从身份到归属，已经属于了黄土地，属于了陕西省。吃完饭换汽车，在敞篷解放车顶上，迎着西北的硬凤又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许多人围在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看我们，表情漠然，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三五个人在敲锣打鼓，一看便是受命于组织，没有激情，作为一种任务在完成，咚咚呛，咚咚呛，机械而单调。一条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到刘家河安家落户”的横幅，因为大风，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没了，意思只能猜测。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却说还要继续前行，于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驴车上，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要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插队的点儿--后顺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