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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

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混蛋”的赐予。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扎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半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买粮的任务多由我和莫姜承担，我记得很准，每月24号天不亮，我们就已经站在西口粮店排队的行列中了，两人手里拿三条面口袋，一个装米，最小，一个装面，一个装棒子面，装棒子面的口袋最大，我和莫姜都背不动，得老七来接。莫姜会用棒子面和白面做金银卷，其实就是花卷，一层白面一层棒子面，一层白的一层黄的，白的是层薄薄的皮儿，里面的黄很厚很厚。菜也是定量供应，早晨菜铺将一筐鲜菜送到我们家院里，这是附近几户的供应，多少斤是有数的，由我们家代做售货员把菜卖给大家，再把钱给菜铺送去。这也是困难时期北京商业的售货办法之一，否则那点有限的蔬菜没法分配。十几户街坊，有时候是一筐烂小白菜，有时候是一筐蔫萝卜，最可怕的是冬瓜，十几户分一个冬瓜，每户一小块，分匀了太难了，分不匀彼此有意见。开始卖菜的活由莫姜干，她把每户的秤都给得高高的，怕亏了人家，怕人家不高兴，结果是我们家没菜吃。后来母亲接了这个活，她把分量掌握得很好，剩到最后，菜虽然不好了，分量却差不了多少。

原来在吃上，也有莫姜干不了的事。

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外是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咸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最后连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捡剩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贫苦人莫姜变得小姐一般的无能。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清蒸鲥鱼，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乎。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太老了，他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望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混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混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还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