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小时候我成天想参加革命，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穿的开裆裤刚封上口，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从那断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围皑皑白雪都染红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读后发言是反思我打预防针，怕疼，把同学一个一个往前让，自己到最后不得已，没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让人往肉里扎。跟伟大的刘胡兰比，差得太远。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问敌人“我是怎个死法”，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给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地上亮着十几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尸骨已经腐烂，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无法辨认，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