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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注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他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副四扇屏，也拍到了220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面子软，不好意思拒绝求家，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也，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舒朗清秀，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在故宫游览，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划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592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7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满清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政法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青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就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近乎到了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副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幅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最让人糟心的是还是个网虫，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拽出来，压根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这是题外话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父母，我儿子的姥爷姥姥。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赋闲在家，他的“古典文化学科”专业只能钻故纸堆，没有别的用处。不久，他的师兄刘春霖在北京创办了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我父亲将自己所长投入其中，又帮着王国甫办工厂，最终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美术，也算是有了归宿。和我母亲的认识，就是他在北平大学的时候。至于后来父亲在徐悲鸿办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那是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