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5/7页）

因为这些原因，本书的分析是从体系层次的分析开始的。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由外及内”的研究视角与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Krasner, 1983）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方法是相似的。不过，我的论述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我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诚然，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财富分配状态的重要性同样如此。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施加重要的影响。国际机制影响着政府可能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政府对支持这类国际制度的承诺的破坏，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国际机制因此改变着政府对其利益或有利地位的估算。为了解释国家的行为，仅仅将基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强调选择的对外政策分析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就像我们解释寡头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串谋而不竭力去弄清楚以下一些事实可能犯有的错误是一样的，例如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领导是否经常一起会面，他们是否属于同样的贸易协会，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发展了不通过直接沟通就有了一种非正式的协调行为的手段。因此，国际机制不仅仅值得彻底的研究，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迫切需要我们这样去做。

然而，没有一种体系分析会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在第三部分探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超越体系分析模式，走向强调国内制度和领导人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模式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单位层次的分析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将对美国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美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最有能量的行为者。既然美国塑造了战后的国际体系，就如国际体系塑造了美国一样，而且既然在战后35年时间中美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采取自主性行动的余地，那么我们除了使用“由外及内”的研究方法外，还需要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看待美国的政策和行为。

体系分析的局限性

我选择体系分析作为我研究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我们展开第二部分的体系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揭示这种分析的一些局限性。

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假设公司是在既定的效用函数（例如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的，它试图在市场竞争之类的外部环境因素基础上解释公司的行为。这是体系的分析而不是单位层次的分析，因为它的命题依靠的是体系特性这些变量而不是单位特性的变量（Waltz, 1979, pp.89—91, 93—95, 98）；公司被假设是作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来行动的；理性是指行为者有一致的有序的多种偏好，在这些偏好下面，它们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会估算自己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利己主义是指它们的效用函数是互相独立的：它们的效用不会因为其他行为者的得失而发生变化。作出这样的假设，意味着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概念在体系理论中是常量而不是变量。公司的多样化行为，不是通过它们价值观念的不同，或者它们内部组织条理的效率不同，而是通过经济体系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市场结构是竞争的、寡头的还是垄断的）来解释的。没有关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公司的多样化行为可能不得不通过价值观念或者估算与抉择能力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在后者的例子中，分析将转到单位层次上，而依靠很少变量来展开分析的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就失去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