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4/7页）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消费与储蓄或投资的选择形式。当经济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时，它倾向于眼前而不是长远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去探讨权力问题。当一个国家将其盟国拉在一起，或者建立一些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时，它实际上就是在对权力资源进行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追寻一种对贸易问题采取权力解决的途径，对其外贸结构进行变革，以使其贸易伙伴对其行动的变化非常敏感（Hirschman, 1945/1980）。二战以后美国的政策具有更加广泛的地理覆盖范围，强制性很小，但是它仍然强调对权力资源的投资。美国承受了短期的经济代价，例如20世纪50年代欧洲对美国商品的歧视，这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更加长远的政治影响和收益问题。它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许多国际机制，它的盟国对这些机制因而产生高度的依赖。

权力投资的缩减同样也会发生。权力是可以被消费的，是不能被替代的。政府也许能够通过执行眼前的赤字政策，从海外举债弥补国内低水平的储蓄，维持目前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所作所为一样。然而从长远来讲，这种政策是不能够维持下去的，它会侵蚀其影响力或良好信贷信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不管是对额外的权力资源进行投资，还是对这些累积而来的资源进行消费，都是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永久性问题。政府面临的大部分重要政策选择不得不在（财富和权力的）消费与投资之间作出相对的衡量，并且去设计行动的战略，这些战略在短期要是可行的，在长远来说要能够获得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目标。任何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都必须牢记对生产和权力的投资在不断地进行或者消耗着。有些投资体现在对国际机制的投资和对领导战略的投资上，这些投资对构造国际机制和维持领导地位是有帮助的。因此，从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意义上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使我们在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问题时，需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获得自身利益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上，而不是放在执行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念的努力上。

国际政治的体系分析

世界政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Keohane and Nye, 1972），都在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因此，在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问题时，我们将把国家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行为可以根据“由内及外”或者“由外及内”的方法来研究（Waltz, 1979, p.63）。“由内及外”的解释方法，或者单位层次的解释（unit-level）方法，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视为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如政治或经济体制，领导者的特性，或者国内政治文化等。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任何理论除了考虑体系自身的特性以外，还会考虑行为者的特性。但是体系理论则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 1979, pp.67—73; Keohane, 1983, p.50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气质或特性因素（从领导人的个性到一个既定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在这种分析中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意义。如果以此出发进行分析的话，即使是那种只作局部“切割”研究的简约理论，也会处于因为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第二，单单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因此，那些试图平衡潜在对手权力的实践和行为，如果从政府独特的特征基础上来解释也许就是成问题的，而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政治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到更加满意的解释。总之，如果不给体系理论予以优先考虑，世界政治中的单位层次分析只会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封闭）状态中飘忽不定，无所适从（Waltz, 1979，第4—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