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祸呢？还是祸胡？（第3/4页）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损，他骂胡适是“尔本贼子，人尽可诛”；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学的教授古直、钟应梅，骂胡适是“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望八之年的卫道者，所用的诛除“乱臣贼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顽固，还没学会给胡适戴红帽子。如今我们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岁学吹鼓手”了，他要“八十岁学‘罗织学’”！这真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老者的进步了。

因为《胡祸丛谈》是被我列入“栽赃派”的作品，故从“栽赃”的角度来看它无不贯通。所谓“栽赃”，是以实物嫁祸给无辜者，由于实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祸丛谈》中“栽赃”的手法最明显的一件，是关于沈刚伯的例子。

他用沈刚伯不道德的行径，转而描写沈氏无耻之由来，乃胡适“阶之为祸”，岂不连带证明了胡适的无耻吗？这种嫁祸的手法，是英国因普列弗莫的风化事件而怀疑麦米伦的手法，是美国因詹肯斯的风化事件而怀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们的华夏老翁也会用。我们试看，他描写沈刚伯的无耻行径，就先说沈刚伯是“慕胡”的，是“青出于蓝”的，他指出沈刚伯是“赋性无耻”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却以“智谋自夸”——

抗战时期，他遗下了发妻在家，他却在重庆急于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长女同在他班上听讲。曾小姐那时年方二十二三，恳请学姐陪他去见老师问学。不久即由问学而视寝，事被曾君所知，几要和该老师拼命。否则要和老师的令爱也同居，以图报复。老师当时东躲西藏，走投无路。而曾小姐因老师之介绍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任教。每周承老师照顾，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尔回家，竟遭父亲毒打。以为败坏家风，而遭软禁。同时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师以污损良家之罪。老师竭力隐避。总算和曾氏夫妇免掉正面冲突。然而老师和女弟子的关系从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败降。教育部要派人乘专机赴南京接收伪中央大学。老师便力求参加，居然用智谋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复员，曾家亦当然东下，到处探问他们闺女的下落，毕竟毫无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师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镇江秘密举行婚礼，到场的宾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亲不得已，为事实所逼，只得瞒了父亲出来主婚，席间对老新郎严词训斥，新郎低头听训，默不作声，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义父某君担任，当然没有致什么辞。事毕之后，一对新人当日就回南京山西路双栖。这时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儿（新娘的学姐开始带领她见老师的）和男公子辗转传悉丑闻后觅到香巢，向爸爸讨学费。爸爸叫他们先呼新妈，再谈学费。男公子无可奈何，居然唤妈。女公子说他自己的年龄比新娘还长一岁，如何好唤学妹做妈。所以坚不屈服。结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从此亦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读了这段文字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了沈刚伯不道德的印象。有了这种印象，再读下面一段，当更得前后辉映之感：

谁料望七衰翁，志在万里。倘不能过校长之瘾不仅对小艾不起，亦何颜见“泰山府君”呢？古人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这话正像替院长做的写照。然而第三任校长（敖案：此指钱思亮）并不体恤候补校长望眼欲穿之苦，竟不肯推位让国，使他郁闷难支，不得不借游览以为解闷之方。而横贯公路金马车上的车掌姚小姐（敖案：当是廖小姐）明眸晧齿，似乎远胜年逾四十的女弟子。所以恰配他的胃口。因此他就不觉略表天才，口占两绝如下。“应是瑶台曾见她，人间哪有此容华？海棠虽艳终嫌俗，高洁怎如百合花。”“一支双喜（纸烟）口余香，九曲洞中频断肠。圣水未尝人已老，哪堪白发对红妆。”凡读过这两首杰作的人，没有不惊叹诗中平仄的和谐与辞藻的富丽，以为李白的《清平调》空负时名，不堪当上述两诗的奴婢。这亦可说是姚小姐的大幸，而杨太真的不幸。但诗中既说在“九曲洞中频断肠”，则断肠不止一次。未知作者的肠究竟断为几段。难道百合心如铁石，明知院长肠断，而竟见死不救，不肯用圣水解七十老郎之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