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第4/9页）

甘地能够以如此清晰透彻的眼光观察印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住过。回到印度定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个远离祖国、孤悬海隅的印度小区，这种对比使甘地更能清晰、严正地进行自我分析和批评。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甘地，一身结合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甘地相比，尼赫鲁可说是地道的印度人。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尼赫鲁有一种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现出的印度，跟现实似乎有一段差距。观察祖国时，甘地从不曾丧失他那批判的、比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对古代印度的光辉历史，他从不曾像尼赫鲁那样狂热地歌颂，只是偶尔含糊其辞地讲几句捧场话，应酬一番。但是，在国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要求印度民众，除了关心大会通过哪些决议案，还要特别关注他在大会上观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代表独自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跟非泰米尔语族共食一堂，会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污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洁工人已经下班，没人清理排泄物，却依旧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众关注这些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从一个看似琐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公共卫生牵涉到种姓阶级制度；种姓阶级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无可救药的内斗；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的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刚从南非回到祖国时，甘地以一种崭新的、充满启示性的热诚，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简单真理：“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终将受到审判，而他的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我们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哪些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他们。一生中，只要我们帮助过一个遭逢不幸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新的圣经式的训诲，正是当时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启发下，我们发觉，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基督教道德观，当初肯定曾经被视为异端，充满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许会在这种服务精神和理想中，尝试寻找《薄伽梵歌》所赞颂的“无私行为”。但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总是试图吸纳外来观念，然后加以摧毁、废弃。《薄伽梵歌》所表彰的那种无私行为，说穿了，只是为了达成一己的愿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样的无私只会进一步巩固种姓阶级制度。它跟甘地（印度的革命志士）所倡导的那种实用的日常服务精神和理想，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

服务精神、排泄物、用劳力换饭吃、清扫街道的重要性，然后又回到排泄物。这些都是甘地毕生关注念兹在兹的课题（暂且不谈他提倡的非暴力主义和其他思想，而把焦点集中在他对印度社会的分析）。乍看之下，这些课题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有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观念，而这个观念是透过甘地那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单纯的眼光呈现出来的。

瞧瞧这四个正在洗刷阶梯的男子。地点是孟买城中的一家令人不快的旅社。第一个男子提着水桶，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泼水；第二个男子握着一把用树枝编织成的扫帚，使劲刮擦台阶上铺着的瓷砖；第三个男子拿着一块破布，把台阶上的脏水抹一抹；第四个男子捧着另一个水桶，承接台阶上流淌下来的脏水。清洗过的台阶，看起来依旧脏兮兮，黑黝黝的地砖上矗立着的墙壁，如今却沾上了一摊摊污水。旅馆里的浴室和洗手间臭烘烘的；木制家具和装潢每天都得沾一次水，湿漉漉的，早就腐朽了；水泥墙布满黏糊糊的、绿色和黑色的不知什么名堂的东西。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四个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而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譬如说，打扫地板时你必须弯着腰，驼着背。在时髦的德里咖啡馆，打扫地板的工人必须蹲着，像螃蟹一样爬行，在顾客的腿胯间钻进钻出，不得抬头乱瞄，不得碰触顾客的身体，不得站起身来。在查谟市②，你会看见成群清洁工人游走在街上，用赤裸的双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和粪便。这是社会要求他们干的低贱工作，而他们也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屈辱。他们本身就是秽物，他们愿意以秽物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