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安静的时候

文/雷志龙

我微闭着眼睛，稍微侧着脸，看着窗口，好像看到另一个我正拿着根烟，站在窗边，看半空中的月亮……

1

正月初一，我去雍和宫烧香，点了三支香握在手上，忽然下起雪来，我和身边其他善男信女一样，傻傻仰头看着，再回过头来，手里的三支香断了两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当然，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严格说来，我没什么信仰。

晚上回到家，家里空空荡荡，前妻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连我最喜欢的书桌都搬走了。可笑的是，我明明说过房子给她的——这个女人如果不要房子，为什么要那些家具呢？

冰箱里也是空的，我找来找去，就找到半罐可乐，喝可乐的时候才发现门背上贴着张字条——“房子我租出去了，你离开时把钥匙（包括车钥匙）放到冰箱里。李睿”。

李睿是我前妻，这张字条文如其人，简洁明快，潜台词就是房子她到底还是要了，车她也要了，家具她也要了，银行卡一早就在她那了。简而言之，离婚之后，我一无所有。

我叫余冰，单位人都叫我老兵，听起来像烙饼，今年36岁，在一家报社做社会新闻组的小组长，手下管了两个人，其实也管不了，因为一个是报社副社长的侄子，另一个是某主管新闻官员的外甥女。

2

我所在的新闻组，主要跑都市社会新闻，多半都是倒霉的事情，火灾、车祸、失窃、纠纷、失踪等等，当然也有不少体面的新闻，但体面的事都是我手下两个人的工作范畴，倒霉的事情全都归我管——美其名曰经验丰富。2014年，我一共去过42次车祸现场、13次火场，还去过3次监狱。最糟糕的是冬天凌晨的车祸，天寒地冻，我要第一时间到现场，拍满地的断胳膊断腿，那些被碾在车轮底下痛苦呻吟的人惨兮兮的叫唤声，跟着冷风一块往我耳朵里钻。

人对痛苦的感知是有阈值的，一旦超过这个阈值就是麻木。我失眠已经快两年了，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道能干吗，盯着天花板能盯两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我睡不着就找李睿做爱，有种说法是做爱能缓解焦虑，李睿刚开始虽然不高兴，但也会配合，后来就彻底烦了，我一说做爱她就拿着枕头去另一间卧室。再后来，李睿就说不然咱们离婚吧，你每次脱裤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恶心。

当然，我和李睿结婚，可不是因为爱情，爱情这个词就没有在我们的对话系统中出现过。

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一对年轻夫妻开的车被后面的大货车撞成了一堆废铁，两个人当场就死了，尸体卡在狭窄变形的车厢里，紧紧贴着，都快分不清楚胳膊和腿分别是谁的了。我举起相机，没按快门，突然觉得一切都太没意义了，就站到一边抽烟，看着一群警察忙来忙去地处理现场，也没人理我。高速公路旁边是挺深的崖谷，我当时很想跳下去。

突然一个女警察冲到我面前，大声喝斥我。原来肇事的那辆大货车还在漏油，油都快流到我脚下了，我还在抽烟。

我把烟赶紧掐了，到了也没从山崖上跳下去。真没劲。

3

元宵节后的第一天，是惊蛰。

总编老吴领着个年轻姑娘站在我面前。

老吴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兵啊，这是新来的实习生，你好好带带她。”

我怕又是什么人的亲戚，赶紧婉拒。

老吴才不理我，对那姑娘说：“这是老兵，经验非常丰富，报社连续三年的优秀记者，是所有同事公认的楷模，让他做你的师傅，你可要好好努力，做出成绩。”

我还想拒绝，老吴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让你带你就带，这姑娘来头很大，别不知道轻重。你最近工作情绪有点消极，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提，报社和我都是你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