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二节（第3/3页）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厂里被熏得发绿，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里挂着，死了。

老杨说：“这太操蛋了，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说完这个，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我看见茅建国的爸爸也来我们楼里收红米。我说：“叔叔，你们家又不养鸡，到我们楼里来干什么？”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想活了，我拿回去自己吃。”我说：“你想开点。”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明白，建国和你一样大，二十三岁，他就想死。你会想死吗？”我说：“我女朋友跑掉的时候想死，现在不想了。”茅建国的爸爸说：“我想死。”正好楼上的老万走过，他是农药厂的技术员，精通各种毒药。老万插嘴说：“这红米是慢性药，吃下去不会死，会很难受很难受。要死得快还得是甲胺磷。”

茅建国的爸爸想了想说：“是吗？那我去农药厂搞一瓶。”

他走了以后，老万说：“这是谁啊？没见过想死还这么镇定的，肯定死不了。”

我说：“这是茅建国的爸爸。上次茅建国死之前找我说话，也很镇定。”老万的脸色唰地白了，后来他宽慰自己：“甲胺磷没那么容易搞到手。”我说：“我随时能搞到手，数量不多，喝死自己足够了。”

没有悬念，茅建国的爸爸喝了甲胺磷，顺便给茅建国的妈妈也喝了半瓶。这是三天之后的事。我猜到这件事，本来应该通知居委会，去他家里守着。可是我又觉得，一个人想死，你把他堵在家里，他就不死了吗？他儿子都死了。这是九五年夏天农药新村著名的灭门惨案，茅家三口自己把自己灭了。我打电话给老杨，告诉他这件事。老杨说我是人渣，为什么不拦住他？

“我怎么拦？”我大骂道，“我替他把那瓶甲胺磷喝下去吗？”

我也不想在农药新村待着了。在我上班的时候，曾经有个爱我的厂医姐姐说，别待在戴城，有空出去转转。起初我以为她说的是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捞钱的机会，后来她离开了我，从拉萨给我寄明信片，这太文艺了，我只想撒腿追随她，却没能找到离开的机会。现在我闲了，对自己充满厌倦，纵然我找不到她，也想出去转转，或许会有其他的艳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