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第2/5页）

大学医院日常很清淡，我表哥是校医，问诊只三句话：“你觉得是什么病”，“你想吃点儿什么药”，“用不用转院”，医风民主。那也得值夜班。另一位校医无聊时，爱在处方笺背面用钢笔画画，不中不洋，很有格调，诗意呼之欲出，后来才知道，其兄就是画家，这才能确实是血缘里带的。被文化圈发现，出版了画集，成为话题。人在此时病倒，很快作了古。是段人如其画的淡淡命运。

名校教授经常要接待证明出费马大定理或推翻了相对论的来信来访，有的携带着永动机的模型，他们或单纯，或怪诞，生活落魄，神色坚定。日子久了，教授们厌烦了不见，虽然有些东西还挺有趣。有件事令他神伤：“文革”后的几年，来了个五十岁的老乡，没吹大话，拍着包很厚的稿纸说“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儿道理，你学问大，给看看”。看了几日大惊，是粗具规模的微积分。

脊柱和后背骨节一按就一串噼啪作响的人，有点儿迷信盲人按摩师，觉得他们专注，按摩师五十来岁，在家营业。屋内四白落地，辣眼睛，因为屋顶的灯泡极亮，烤得屋里的人影子都很淡。他不爱说话，有台电脑，总放着轻音乐。好像一个人住，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他常用的依次排列在手边。这是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盲人。

我是生下来就聋。我明白声音一直在我周围。聋哑学校的老师教我震动、口型和手势，但那是替代的声音，还是想不出。要我打比方说，就像色盲看不到颜色，人测不出暗物质。我在梦里猜过声音是什么，我看书时，脑子里闪动的是颜色、手语、图像和气味儿。我也就不知道寂静是什么。我妈说做聋哑人也挺好，简单，好多人倒霉、后悔，还不是因为会说话，世上没什么非听不可的。

大学里的爱情，大半随分，毕业时多在默契中散场。偶尔看到有人像大鱼的溯河洄游，欲执拗地回到某人身边，同学们会诧异地祝福。他为了追赶远走美国的学姐而留在北京，终日闭门背单词。面签时，一面收拾那堆没来得及打开的材料，一面用苦练的口语叨叨：“你连材料都没看，凭什么说我有移民倾向。”

（续）美国学姐结婚的消息传来，人人都不意外，他说，也知道会这样。随便地待在北京，不去上班，用准备出国的钱原地首付了房子，那是十多年前。聚会上，同学问：“不走对了吧，发了吧？”回答说：“都疯了，中介说，八百万。”神色黯淡，像说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他的爱情，自此便只被当做房价催熟的财富传奇而已。

我小时候相信画电影海报的才是真正的画家，能画那么大又那么像。他在天气好的时候，把梯子搬出来，醉醺醺地在影院后院爬上爬下。他的技艺神妙，不像别人要举着样稿反复端详，直接从一个角画向另一个角，从任何部位起笔皆能画完复杂的人物动作。总觉得他的心情是愤然的。后来老电影院关门了，待有新电影业时，影院只贴统一印刷的海报。

十五年前，这帮古怪孩子跟着个古怪中年，在租的单元房顶层里办了本讲欧美漫画的杂志，那时这题材比电子游戏和摇滚乐还要冷僻。美术的手绘颇有才气，文编的口语能直接电话采访外国画家，每一期都让同业尊敬。工资则是时断时续的。也不在乎，下班后还要接着把资料架上那几本漫画看完。这本停刊多年的杂志是他们喜欢提及的回忆。

有VCD无互联网的年代，青年人的视听由路边音像社打理，塑料袋包裹的盗版碟用长条纸盒子盛着，猜着买也猜着卖，反正都是十块钱一部。有个店主能一眼看透顾客喜好，安静委婉地推荐三级片武打片鬼片B级片，都是公认的经典邪典。对沉闷的文艺片也在行，熟知欧洲各大导的创作年表，评语诸如“牛逼”或“有点儿过”，和对三级片的态度一样，反正都是十块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