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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医生告诉我，我正经历着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一切变得越来越糟糕。在办公室里，我一直努力集中精力在工作上，克制着那些奇怪的念头和画面，但是回到家里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一天，刚回到家半个小时，3岁的奥尔加浮上意识，把父亲强奸我和母亲的生动细节展示给我看，我正在与大卫做晚饭，最近我很少有精力做饭。

大卫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但是说出来只会让我觉得那更真实，所以我只是停下做饭的动作，盯着某处发呆，我被父亲强奸我的回忆扼住了。大卫提醒我现在是哪一年，让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安全了。“3岁的奥尔加”不想听大卫说话，我不相信他，他可能会伤害我。我没有说出这些想法，我不想让大卫难过。“3岁的奥尔加”给我看父亲强奸我的画面，我忽略了我正在用西班牙语思考，只是想把这些想法赶走，我现在只想好好地与大卫做晚饭，但我知道忽视某个部分解决不了问题。

大卫看着我，问：“你在想什么？”

我看着他哭了起来：“我想我有闪回了。”那时我已经告诉他，我被诊断为DID，并且给他看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大卫并没有很惊讶，这让我感到轻松，想着：他知道了，他并不害怕我。

他问我：“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我说：“不用了，我正在压制这些回忆，直到下次与萨默医生见面。”我坐在厨房楼梯的最末节，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个容器，试着让3岁的奥尔加进去，但是没用。在催眠状态下，我们都同意在下次咨询前，我们都不会让那些回忆浮上来。但是我错综复杂的思绪打破了这个规律，我只好在第一个容器旁边又放置了一个更大的容器，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我越努力压抑，3岁的奥尔加越生气，抗议道：不要忽视我，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我看见我躲在床下，父亲狠狠地踢我的胃部，我能感受到被打时的疼痛。我默默地哭泣着，请求3岁的奥尔加不要再给我看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们都同意了只在萨默医生办公室做这件事，奥尔加，等到我们下次再见到他好吗？她回答：不！我们现在就要知道。我感到一阵剧痛，胸腔紧绷，呼吸越来越困难了。

我想用麻木来缓解疼痛，我迅速走到角落，把膝盖抱在胸前坐下。但是我越来越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依照3岁的奥尔加的命令，背靠着墙用婴儿的姿态躺下。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把我从床底下拖出来，暴打我。那些情景在我脑中呈现，身体却能感觉到那种疼痛。我让自己放空以变得麻木，希望可以缓解疼痛，让被强奸的场景消退，我深呼吸。

大卫绝望地看着我，他无助地问我：“我需要打电话给萨默医生吗？”我很难听到他的声音。我向3岁的奥尔加投降了，正看着父亲强奸我的场景。大卫拿起电话拨打了医生电话。

听到萨默医生的声音，我清醒了一点，我告诉他，我很害怕，身上很痛。萨默医生让我镇定下来，问道：“是不是有人想要跟我说话？”萨默医生从未直接与我那些部分说话，除非某个部分自己出来与他说话，他才会回答。但他从来不故意分辨正在说话的是谁，或者猜测是谁在这里，我希望我和我的不同部分可以选择是否同萨默医生说话。

“是的。”我用非常稚嫩的声音回答。

“我正在跟谁说话？”萨默医生认真地问。

“奥尔加，我3岁了。”我身体上的疼痛提醒着父亲对我做了什么，“萨默医生，我觉得很痛。”

“你为什么让这个身体感到疼痛？”

“因为她应该知道他对她做了什么。”

“谁？”

“父亲。”

“她知道父亲对她做了什么，我们之前在办公室见过面了，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