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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向大海走去，湿气刺透了骨缝。维克多没有回答朋友的话，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他们快要冻麻木了，对面前的一切几乎失去了反应。

安东尼奥本以为会走向陆地，远离这片残忍的海岸，但警察很快带着他们朝广阔的海滩径直走去。面前是一望无垠的黄沙，看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院子，难民们并未马上意识到这就是目的地。这显然是牲口圈，而不是人类的住所。有些地方，围栏甚至延伸到了大海里！

“不是想让我们在这儿住吧……”维克多说出了不能言说的东西。他望着那排肤色黝黑的士兵，他们正用钝重的来复枪指挥人们走进围栏内的大院子。

“我们离开了摩尔人，又遇到了这帮人渣！圣母马利亚……”

安东尼奥察觉朋友的怒火正在升腾。法国人让塞内加尔部队来为西班牙流亡者维持秩序，他也感到恶心。这支部队中的很多人都亲历了佛朗哥手下摩尔人士兵的残忍对待——那是法西斯部队中最残忍的一支。现在在这些黑色的面孔上，人们却看到了同样冷酷的表情。

法国兵根本不听人们渴望团聚的请求，将难民根据数字而非仁爱的规则分开。他们只想将这一大群难民高效地分成一个个小组，而严格按照编号划分是唯一有利于控制的途径。法国人害怕边陲小镇充斥着难民，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圣西普里安镇的人口本来只有一千多，但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成了两万五千多名陌生人的家。这座小镇只能为难民提供海边辽阔的荒地：海滩。科特韦梅勒（意为“朱红海岸”。）沿线的其他小镇也都如此，例如阿热莱斯、巴卡莱斯和塞普方兹为难民找到的住所都在黄沙之上。

条件十分恶劣。难民们住在用木桩和毯子临时搭建成的帐篷里，根本无法抵挡风雨雷电的袭击。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海滩在暴风骤雨中变得混乱而糟糕。安东尼奥每天晚上都自愿守卫一个小时，否则人们在睡觉时会被埋在黄沙和狂风卷起的灰土里，老弱病残身上堆起了小土堆。在这片凄凉的荒地上，沙子迷住了眼睛，进入鼻孔、嘴巴和耳朵里。人们吃着沙子，呼吸着沙子，被沙子遮住视线，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疯狂。

法国人为第一批到达的两万多名难民提供的，只是极少的食物和一条小溪。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救治。几千名重伤员从巴塞罗那的医院撤离，很多人生了坏疽。士兵将那些出现痢疾症状的人隔离开来——招人嫌恶的恶臭足以让他们暴露。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检疫隔离区内，自生自灭。其他疾病也普遍存在，肺结核和肺炎都很常见。每一天，死者都被深深地埋入黄沙。

安东尼奥最憎恶的事大概是卫兵带领难民集体排便。海边的某些区域被用于排便。他多么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卫兵轻蔑的怒视下，用尽气力将粪便拉到海水中。被人带到海边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海风卷起脏污的手纸，黄沙在空中飞扬，是最丢脸的事。

除了类似的某些日常惯例之外，海滩上有种全然的永恒：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逝。海浪无休止地涌上来，退下去。它拍击海岸的冷漠节奏，与大自然对沙滩上的人类悲剧的漠然无视如出一辙。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今夕何夕。但安东尼奥坚持每天在棍子上刻下凹痕，记录时光的流逝，这种方式能减轻看着时间缓缓流走的痛苦。有些人害怕自己会乏味得发疯，想了一些办法：玩纸牌和多米诺骨牌，或者练习木雕。有几个人甚至将沙地上伸出的带刺铁丝网的残片制成了雕塑。偶尔有几个晚上，他们时不时地举办诗歌朗诵会。在死寂的夜里，某些帐篷中传出大歌黑暗而激越的调子。大歌是弗拉门戈歌曲最基本的形式，它悲怅哀婉的曲调让安东尼奥毛发倒竖。